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官网

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连续一个多月，王加一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王加一是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 karolinskainstitutet，简称KI )的博士研究生。 瑞典最古老的医学院成立于1810年，以科研水平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闻名。

最初，王加一自发组建“喀战争疫总队”，多个协调组织向国内医院捐赠医疗物资。 但不到两个月，中国逐渐得到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又在欧美暴发。 王加回头又联系国内贸易商，为在瑞典的中国学生、学者提供口罩和防护服。

面对未知的敌人，瑞典许多教授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 其中五人是KI的教授。 瑞典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北欧其他四国，但政策一直不温不火。 从3月18日开始，瑞典的高中、大学陆续关闭，实行远程教育的3月27日，瑞典禁止50人以上聚会……目前幼儿园开放，小学和中学生必须背着书包上学。

瑞典新冠患者确诊总数图表。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回答者图示)

因此，在KI的中国留学生感到困惑和困惑，一些人选择匆匆回国，很多人买不到机票，担心路上感染，或者不能中断学习和工作，选择留下来。

新冠、口罩和回国

2月1日，王加一接到在厦门某医院工作的朋友电话，询问是否有口罩和防护服的供应商。

当时，KI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小组，关于“不明肺炎”已经讨论得很热烈。 小组中也有曾经在国内作为医生工作的留学博士。 他们有朋友和同事在武汉的医院工作。

很快，就开始讨论事态的严重性，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疫情会蔓延到世界。

就像多米诺牌一样，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在000多公里外的瑞典，离KI最近的中国人超市和旁边的中东超市里，中国人越来越少。

3月中旬，斯德哥尔摩超市货架上的东西空了，很快又补上了。

口罩早就断货了，大多被海外华人同胞采购后返回中国支援一线医疗。

王加一接到电话，就开始找货源。 与此同时，她在KI中国留学生学者小组发起了呼吁，组成了“KI战争疫总队”。 很快，十几人积极参与其中，成立了来源组、法规审查组、医院联络组、资金管理组。

王加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有9100套防护服，马上联系了对方。 发送消息的是中国贸易商，来源为波兰企业，对方要求全额支付或支付部分定金。

当时，厦门几家企业同意捐赠这些物资，但资金需要几天才能到位。 王加一担心货源被预约，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垫付了30多万美元的存款。

国内和瑞典有时间差，她半夜接到电话，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2月6日，这些医疗物资终于尘埃落定，坐上了飞往国内的航班，她的心终于落下了。

首批医疗物资捐赠给厦门医院和厦门支援武汉医疗队； 第二批物资，他们联合中国驻瑞典使领馆和华商会，捐赠给武汉的医院……王加一先后参加了五次捐赠。

中国驻瑞典使领馆、瑞典华人、卡罗林斯卡留学生捐赠国内物资。

3月1日，突然下起了大雪，大地一片雪白。 到了中午，阳光明媚，蓝天和白雪相连。 那几天正好是瑞典的“运动周”假期，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去滑雪。 那天，传言说有一万多瑞典人将从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返回滑雪。 这时，意大利成了欧洲瘟疫风暴的眼睛。 王加一知道后，去药店买了几盒药，还带了小瓶酒精。

在此之前，瑞典的确诊病例不多。 1月24日，中国留学生从武汉回到瑞典延雪平，一周后被隔离为确诊的新冠肺炎，成为瑞典确诊首例。 此后三周，瑞典没有新病例。

国内暴发疫情后，瑞典出现了歧视华侨华人的现象，大使馆第一时间提出交涉。 中国驻瑞典使领馆桂从友大使当时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根据瑞典宪法，种族歧视是犯罪。

“大家都很不安，没有安全感。 ”KI的一位留学博士说，不仅面临着歧视，还有在异国的孤独和无奈。

3月5日，瑞典疫情加剧，王加一犹豫是否回国。

那天晚上，王加一睡得很早。 半夜突然醒来，看着手机新闻，瘟疫又严重了。 王加最初刷机票，刷了五千多张往返机票时，她坚决决定回国。

此时，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会正在进行民众投票，52%的人主张不举办，48%的人支持如期举办。 第二天，音乐会如期举行，有近3万人参加。

理解和偏见

2月8日，王加一在买奶茶时，接了电话，对方拒绝了她的医疗物资调整方案。

好几天的压力和不满，让她瞬间崩溃了。 王加一跑出奶茶专卖店，在路边哭了起来。 恰巧，两个瑞典高中生经过，她问：“你有什么事吗？ 需要帮助吗？ ”

王加一向对方解释说，中国发生疫情，医疗物资短缺，他帮助运输物资，但遇到了很多困难。 她还说，几天前中国母亲带着孩子坐地铁，被一些人骂了。

两位高中生听后，安慰王加一，主动拥抱他，说回去后告诉朋友，让他尊重和理解中国人。

这让王加一很高兴。 事实上，大多数瑞典人都是内敛、严格、有礼貌，尊重他人的自由和习惯。 然而，在这场瘟疫之下，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认识鸿沟，让中国人乃至留学生感到压抑和恐慌。

瑞典政府至今不建议戴口罩。

一位KI免疫学教授认为，瑞典没有戴口罩的传统，“如果不证明戴口罩有效，政府不建议戴口罩”。 “当然，现在也买不到口罩。 ”她说。

据瑞典《晚报》报道，2月27日，瑞典新增5例新冠肺炎病例，共有7例确诊患者。 “运动周”后，瑞典的确诊数量上升。 3月3日，瑞典确证总数达到30例。 就在前一天，瑞典政府仍然将疫情定为“低风险”。

最初，瑞典政府追踪了相关人员，确诊病例大多有意大利、伊朗的旅行史。

3月11日，瑞典发生当地感染，卡罗林斯卡医院重症监护室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死亡，这是瑞典首个新冠死亡病例。 同日，确诊累计达到497例。 当时，瑞典卫生当局将风险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最高水平。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实验大楼与卡罗林斯卡医院相连。

死亡病例出现后，瑞典立即加大防疫力度，禁止500多人的公共活动。 但第二天，瑞典政府又宣布“停止”新冠检查，除老年人和重病患者外，症状较轻的患者自行回家隔离。

这个消息的发表，让很多中国人、留学生陷入了恐慌。

“在瑞典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打算进行长期的斗争。 ”有中国留学生认为，由于他们不能回国，他们了解瑞典的政策，试图自己采取防护措施，比如戴口罩、厉行洗手、避免与人接触。

但是，瑞典人不能理解中国人戴口罩，“你病了吗？ ”他问。 一些人认为这是生病的信号，不让戴口罩的人上公共汽车。

一位交换生发现，每当她戴着口罩出门时，瑞典的孩子们都会吓跑。

学府第一

3月18日，瑞典政府宣布高中、大学陆续关闭，实施远程教育。

当天，KI校长奥特森( Ole Petter Ottersen )发表演讲说：“卡罗林斯卡没有被关闭，即使必须用其他方法工作也将继续活动。 我们将继续支持合作医院和医疗保健部门，向全社会提供有关研究的最新信息。 ”

KI承担着整个瑞典43%的医学科研任务，其中三分之二是在临床环境中进行的。

该医学领域前十大学府，入口看起来不起眼。 是普通的红砖入口，印有金色的“karolinskainstitutet”。 一进校门，旧红砖房和新玻璃楼，历史与现代似乎相互呼应。

卡罗斯卡学校的大门。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微博图

据2019年统计，共有6290名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士生，2043名博士，4549名教职工。

在瑞典住了12年的华人博士后高全觉得，KI的硬件并不是顶尖的，主要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学校经常找国外教授上课，第二天就去。 这些教授在说最先进的知识。 此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每年都会来KI发表演讲。

高全和妻子在KI工作。 他们在国内相识，在瑞典结婚，有一个在瑞典学习的两岁以上的女儿。 疫情爆发后，他们忙于消毒和洗手，选择尽量送货上门，但仍然去实验室做实验。

据学校官网消息，从1月开始，中国科学家共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后，学校有研究小组开展了疫苗研发，随后增加了免疫疗法和中和疗法项目。

3月上旬，由KI主导的这三个新型冠状病毒项目从欧盟获得了900万欧元的融资。 高全本想申请中和抗体研究，但是时间太紧了没能去成，但是他们小组也在准备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

“新冠(病毒)是世界性的课题，也是科研人员的挑战或使命。 ”高全说。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每周开会讨论细胞的分类、采样和过程分析。 参加的科研人员都很积极。

目前，他们的研究还处于准备阶段。 该研究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进行，但目前学校“三级实验室”设备尚不完善。

KI校长奥特森回答了《澎湃新闻》。 “在KI研究所，我们在实验室经常与感染病原体、临床样本、潜在感染性生物材料进行交流，定期进行处理，在实验室开始前进行工作风险评估。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告知风险，接受关于工作方法的安全说明。 在实验室工作之前，博士生也必须接受培训并修读生物安全课程。 ”

不过，据一位KI中国留学博士介绍，学校研究的新冠项目很多，但公布的相关信息很少，听说已经将实验室设备征用于核酸检测。

一方面，学校开展相关疫苗/抗体的实验和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瑞典政府的疫情对策是既不检查也不隔离。

一些瑞典专家反对应对疫情的不满，批评这是“俄罗斯轮盘赌”。 3月24日，瑞典多位教授写公开信敦促政府采取必要行动。 其中五人是KI教授。

这两天，瑞典首相斯特凡鲁汶发表了演讲，敦促瑞典人“像大人一样”行动，不要散布“恐慌和谣言”。 公开信后，他再次表示：“我们不能制定禁止一切的法律。 作为成年人，不要惊慌和散播谣言。 ”。

一位KI免疫学教授说，瑞典(政府)希望尽量延长疫情的蔓延，保护老人和重病的人，不让医疗系统一下子崩溃。

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典于3月下旬建立了北欧最大的野战方舱医院，为疫情做准备。

实验和论文

3月20日，KI传染病学硕士刘佳所在的实验室关闭。

政府规定对大学实施远程教育，但硕士、博士最终由领导自主决定。 对KI的导师和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困境。 关闭实验室后，里面的细胞、动物会死亡，经过一年半的心血无效。如果继续实验，可能会感染由新冠引起的肺炎，甚至有生命危险。

刘佳认为，现在除了新冠项目，其他实验室都应该关闭，保护大家的安全。

到了三月底，去学校做实验的人比以前少了一半。

但是，毒理学博士张丽丽每天都在坚持。 她早上9点到达学校实验室，晚上5点多下班回宿舍。 其间，张丽丽发现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前后四五米的范围内几乎没有人了，也不再在意是否戴口罩了。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办公室里有两个人，隔壁办公室里有三四个人，但很少大家一起说话。 实验楼屋顶上有一家“餐厅”，很多人喜欢自己带午饭去，把饭放在厨房的冰箱里，等中午再去用微波炉加热饭菜。 平时一到中午，很多人一起在那里吃饭，现在也很寂寞。

卡罗林斯卡留学生储存的食物。

但在同一栋楼上班的张峰3月底去了办公室，里面三三两两的，有人在写文章，有人在看文献，有人在聊天，没有戴口罩。

3月27日，瑞典禁止50多人聚集。 到目前为止，500人以上的聚会是被禁止的。 瑞典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流行流感，但因为没有新冠检查，所以不能断定是“流感”还是“新冠”。

几乎每天都在变化。 3月30日，张丽丽去实验室，进入电梯时，正在打扫卫生的哥哥推着购物车出来，闻到了酒精味。 那几天，实验楼关门了，上电梯和厕所都需要刷卡。

突然，很多人紧张起来，甚至有欧洲同学向中国留学生要口罩。 张丽丽希望关闭实验室，但领导说，如果生病了，可以在家工作，但如果没有症状，她会回到实验室。

之后，为了避免与人接触，她选择了周末做实验。

刘佳感谢导师关闭了实验室，但另一方面，写论文没有实验数据，这让他很为难。

3月30日，瑞典感染人数为2890人，死亡人数为489人。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瑞典资源有限，医务人员也有限。 以前公布的数字是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数字，实际感染人数比这个多。

幸运的是，第二天，瑞典政府宣布在增加冠状病毒检查的同时，禁止访问全国的养老院。

机票、风险与未来

3月9日，飞机抵达北京后，王加一填写了健康表，调查了流行病学，检测了体温……随后坐上了北京到厦门的航班。

那天下午三点多，她回到了熟悉的厦门。 阳光明媚，气温十七八度，她觉得从冬天跳到了夏天。 当时，瑞典还不是疫国，她只是在家隔离14天。

王加一回家后，把行李放在阳台上晾，然后洗脸和吃东西，联系瑞典和国内的朋友。

几天后，她联系的口罩从国内出发，安全抵达斯德哥尔摩。 “一共一万五千多只，其中一万只是华商联系的，五千只是我联系的留学生。 ”随后，她又联系了第二批医疗物资，帮助翻译试剂盒……希望瑞典华人、留学生能安全度过疫情。

但是瑞典至今没有关闭边境，咖啡馆、餐厅和电影院照常开放。 当其他国家法律限制民众出行时，瑞典成为唯一特例，仍然只禁止50多人聚集和参观养老院。

一位KI留学博士表示，瑞典流行病学专家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疫情防控。 长期把大家关起来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每天都需要有人打扫、开店、开公交车。 ……这是短期和长期不同的战略。

起初，杨柳不打算回国，但家里人都很紧张。

3月中旬，机票已经不多了，很多直达航班都取消了。 3月14日，杨柳突然刷了直飞机票。 3月16日，从斯德哥尔摩直飞北京，单程票价格上涨到一万三千六百元，只剩下三张。

柳以沫犹豫了一下，平时回国，她买了打折机票，花了两三百元才买到。 她和家人商量，父母、表哥们认为在瑞典不安全，建议她回国。 最后，她抢了一张机票。

回国前，她和领导取得了联系，对方说可以回去，但结果很自负。 杨柳于2018年8月在KI进修。 此前我在国内某医院工作了几年。 她今年六月毕业了，但早已下课，还在写毕业论文。

那几天，柳以沫惊慌失措。 我甚至想如果那个时候回不了瑞典怎么办。 她5月参加论文答辩，签证也要到期了……但是，仔细想想，买了机票，回去吧。

3月16日，突然下了小雪。 杨柳第一次戴口罩，还是别人给她的。 之后，她坐巴士去了机场，水蒸气模糊了眼镜。

到了机场，她看到中国人戴着口罩，女孩子用文件夹做头盔，贴在帽子上，像面罩。

从斯德哥尔摩到北京，一共8个小时。 飞机上座位坐满了，有人戴着医疗护目镜，也有人穿着防护服。 很多人担心感染，不吃不喝。 柳以沫喝了水，也吃了自己带的三明治。 她理解是，不吃不喝，抵抗力就会下降，容易感染病毒，“真是不幸感染了，回家治疗吧”。

下飞机后，她做了咽拭子检查，所幸一切正常。

到家后，柳以沫一个人被隔离在北京的家里，每天做饭、吃饭、运动、看书……和在瑞典差不多，她甚至觉得心里很安全。

瑞典时间4月13日，瑞典同日新增确诊465例，累计确诊10948例； 当日新死亡20例，累计死亡919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更多原创信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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