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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上海哈同花园征集“造字圣人”仓颉画像，康有、王国维、蒋梅笙等十余位名家、教授被聘为评委。

几个月后，收到了100多幅应征绘画。

评选当天，评委们的目光被仓颉“胡子覆盖、脑袋宽大、脸上有四只眼睛”的画像所吸引，康有对这部充满上古神韵的佳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想象绝妙，充满灵气，以力健神焕、佳为首。

最后，这幅画被选为头奖，还记住了作者的名字。 我是徐悲鸿。

颁奖日，花甲康有为会见了获奖者。 21岁的徐悲鸿也崇拜康有为。 “老师的道德文章，维新的壮举，早就刻下了晚年的心。 我们这一代要听从老师的教诲，顽强前行。

”

康有为哈哈大笑。 “年轻人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前途莫测。

王国维见两人聊得入迷，对康有为说。 “你不接受他为学生吗？ ”

当时，康有为大力提倡美术革命。 他曾周游欧洲考察美术技法和现状，认为“罗马画全欧第一”，但“中国画疏而远不及，这也将成为变法”，多次向政府提出应派留学生赴欧洲，学习西方艺术理念和绘画技法，为中国所用

此时，康有为正在起草一份文本，要求政府“将孔子奉为大教，编入宪法”。 同时，也广泛联系仁人志士，共同呼吁国会正式召开。 虽然每天都很忙，很多人想拜他为师也不答应，但他被徐悲鸿的艺术气质、博学聊天所深深吸引，很快就欣然同意了。

一周后，在王国维、蒋梅笙等人的见证下，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

此后，徐悲鸿经常来康家，帮老师整理资料、誊写稿件、照顾饮食起居。

康有为也拿出珍藏的历代书画、碑文让学生高度评价，临摹。

徐悲鸿多次临摹《石门铭》、《牯龙颜》、《风骏图》等古帖、名画，推动书画艺术飞跃发展。

在老师的指示下，他独创了开放写实的画风。 创作的四屏中国画“马”，以大刀阔斧的浓墨重彩、捕捉瞬间的豪放手法，改变了传统中国画线条单一、风物模糊的画法。

康有为传授进步思想、前卫理念，徐悲鸿也尊崇老师、关怀老师，师生之间的忘年友谊与日俱增。

有一次，康有因血压突然升高住进同济医院，徐悲鸿日夜陪在病床旁，出水喂药，无微不至。

护士见面后，为康有为说：“你的孩子真孝顺。

”

康有有点不满。 “请让我弄清楚。 他是我的徒弟。

”康有为的广东口音把“弟弟”说得重，“孩子”说得轻，护士误以为“他是我弟弟”。

“没几天，医院里就广为流传，康有为有一个年轻清秀的‘弟弟’。

康有为知道笑了，以后他也会错的吧。 徐悲鸿常被人称为“仁弟”。

1917年初，徐悲鸿认识了蒋梅笙教授的女儿蒋碧微。 两人一见钟情，蒋碧微已与富豪子弟定下终身，难舍难分。

为了让两人能和睦相处百年，康有把徐、蒋两人藏在家里，亲临蒋家说服蒋梅笙同意结婚，并与两个年轻人保持联系，到日本写生。

1917年5月12日，康有为为他们举行饯行，写下“写生入神”条幅，落款“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写之以寄之”，并向这位才子佳人赠送纪念佳偶。

徐悲鸿和蒋碧微在日本住了不到半年，就因为经济困难回到了上海。 康有为开始策划把他们俩送到欧洲，让徐悲鸿学习西洋画派的技法。

1918年初，徐悲鸿带着老师的信，来到北京找到了大师兄罗痹公。

痹公在北京很有地位，他写信给教育总长傅增湘，请他批准徐悲鸿去法国公费留学。

几经周折，徐悲鸿终于在1919年3月17日，带着蒋碧微登上了赴法留学的客轮。

据当时《申报》刊登的信息显示，“徐悲鸿是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的第一人。

虽有“公派”之称，但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北洋政府无法按时、足额地向留学生邮寄学习费用，徐悲鸿在法国的生活捉襟见肘。 有时候你得依靠别人的肖像画生活。 康为了了解徐悲鸿在海外的困境，经常出资帮助他们。

徐悲鸿带着一幅火漂亮的画回国后，享誉美术界，尽管原画价格越来越贵，但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他还是为康有和太太何彤理精心画了一幅大图。

此后，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为康有为的13位家人画了《康南海六十行乐图》的画。 这幅全家福式大作采用擦笔、水彩点画法，采用焦点透视构图，将人与景置身春光明媚的环境中，展现中西合璧的艺术手法。

专家指出，目前这部徐悲鸿的早期代表作是研究中西美术技法结合的重要资料，对近代史、艺术史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康有和徐悲鸿的忘年老师有了友谊，持续了11年。

1927年，康有为去世前夕，给徐悲鸿绘写了一篇评论。 “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不认为是偶然。

”

徐悲鸿也始终牢记恩师“将西方艺术手法融入中国画，创造新颖独特的画风”的教诲，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做人堂堂，坦然处之，树立了中国美术界一代先锋的光辉典范。

周铁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