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有必要生娃吗，如何看待没钱就不要生娃

与其延长产假、设育儿假，不如调查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 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对于养育成本，外部力量能为家庭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图/人民视觉

文| 《财经》记者金李龙

编辑朱鹮

1月8日，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上发文称：“尽快设立生育奖励基金，央行增资2万亿美元，10年社会增加5000万名子女，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地方负担我们的研究认为，目前只有这种方法是最实用有效的。

”

这个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热烈的讨论，出现了支持和反对的声音。

但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能否定一个现实。 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生育成本的压力。

很难说一天24小时有多少时间是佳西(化名)自己的。

早上7点起床后，她给1岁的双胞胎儿子穿上衣服，目送5岁的大宝去幼儿园，9点前赶到了公司。

下班后，丈夫和双胞胎儿子玩游戏时，她会花1-2个小时跟大宝聊天，哄孩子睡觉后，已经晚上10点了，她要处理中午剩下的工作。

“没办法，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要走完。

33岁的佳西是职场妈妈，她感慨万千。 生了三个孩子后，家庭支付的不仅是时间，还有教育成本、职场隐形机会成本，这比养育孩子要难得多。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持续了将近40年，如今故事迎来了不同的方向。

继“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之后，2021年5月，中国再次放宽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

这个政策变动是基于中国出生率低迷和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现实。

为了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各地加强了生育相关福利。

据统计，已有20多个省份新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各地普遍延长育儿假、产假、产假，有的直接奖励“真金白银”。

各种奖励措施是否有效，还需要验证。

事实上，如何提高生育水平，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世界其他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

现在，像佳西这样的“80后”被认为是受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辈虽老，但自身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老有所养”与“幼有所依”、“生”与“升”的多重压力下，他们与家庭应该如何抉择？ 三儿时代，养育成本由谁来分担？

甜蜜的负担

“选择喜欢的事情，必须付出所有的热情。 你必须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养育孩子也是一样。

“这是佳西成为三儿妈妈后最深的感受。

佳西来自辽宁大连，她和丈夫是各自家的“独苗”，2015年结婚，两年后大宝出生。

随后，家人围着这一个孩子转，佳西和丈夫反复掂量着当时“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否会生二胎。

大宝三岁了，佳西开始注意到了。 “总有一天家里会有事情要商量，而作为父母的我们不在身边，孩子其实要和有同样渊源的人有想法，才能一个人承受压力。

“这是佳西对生两个孩子的第一个想法。

2020年2月，佳西被查出怀了双胞胎，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崩溃。

收到检查结果后，双方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长辈们的想法是，头胎已经是儿子了，能不能再添一双，养起来？

养育三个孩子是一项成本高、利润少的“投资”。

曾一度流行的段子“儿子是建设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养育成本的担忧。

“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在心理和性格上有阳光和健康。

“佳西一直这么想。

从小就羡慕多子女家庭的热闹，也享受着拥抱孩子的甜蜜心情的她，在丈夫的支持下，2020年11月，佳西生了两个孩子。

从那时起，这个年轻的妈妈真的感到了甜蜜的重量。

这是佳西第二次上月子，到家的媳妇均价上涨到每月1.2万元-1.8万元。 选择月子会，以2万元开始。 虽然有人觉得上月子不值得付那么多钱，但佳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毕竟家里的老人对如何护理同时来的两个新生命缺乏经验，她和丈夫更相信“摸着石头过河”

之后，她请熟人介绍了月嫂，并给出了1.5万元的价格。 这样可以省下1000元的中介费。

“我家有一个以上的孩子。 因为是两个人，养育孩子的成本肯定会明显提高。

”佳西说，“断奶后，大宝一直吃着300元的进口奶粉。

但是轮到双胞胎的时候，她只花了200元买了一点品牌。

对一般家庭来说，三个孩子的到来，不仅仅是人口的简单加法，还有无法计算的经济账。

佳西估算，每个宝宝一周喝一罐奶粉，尿不湿，从早到晚换6片，两个宝宝的用量加倍。 这两个固定耗材每月至少要花3000元。

双胞胎出生后，她们换上了120平方米的新房子，现在每月贷款一万多元。 这对佳西这样的普通白领来说压力不小。

不能是“开源”。 只能在“节流”上下功夫。

佳西把小时候穿的衣服拿出来再利用，亲戚大多是男孩，也可以提供一部分。

她还打算把大宝现在的玩具和书留下，让双胞胎兄弟长大后“接力”。

“有了三个孩子后，我和丈夫对自己更严格了。 现在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钱。

”佳西说。

两代人的羁绊

除了经济账，是否愿意生育，家庭老人能否带孩子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很多双职工家庭。

柳天(化名)来自湖北，2011年在武汉结婚，现在在高中工作。 早八晚五点，她喜欢用朋友圈记录家人的幸福时刻。

儿子6岁的时候，柳天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当时婆婆60出头，身体还很结实，综合考虑，她想要两个孩子。

“老人也可以带孩子。 那我觉得再要一个没错。 两个孩子今后也能在一起。

”

在柳天的故事中，她之所以还敢生育，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是她和丈夫都来自多子家庭，今后四个老人晚年的压力都不需要推给一个家庭，这就是她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照顾和教育孩子上

1990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农村和流动人口被外界认为是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

但在研究婚姻、家庭、人口问题多年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比起体制外工作的女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等体制内的年轻女职工是目前生育两三个孩子的主力群体。

“体制内的工作环境对妇女生育更加友好，工作单位严格执行国家产假制度，妇女生育后能很好地兼顾工作和家庭。

在许琪的观察中，这些女性一般都是城市的中流砥柱，生活稳定，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职业抱负。 对她们来说，孩子不仅要养育，而且要更好地养育。 她们的物质条件和资源也能满足对孩子的期望。

但是，多一个孩子，无形的压力就会波及到家庭生活的细节。

具体来说，柳天明显觉得家人的手更紧张了。

临产前半个月，婆婆生病住院，公公过马路时遭遇车祸，两位老人住院一个月，虽然最终没有大碍，但让全家人都很紧张。 在国外工作的丈夫脱不开身，需要照顾上幼儿园的儿子，最后向姐姐求助，柳天的压力稍微减轻了一些。

在教育领域工作的柳天清，孩子的父亲平时不在身边，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教育上。

柳天二胎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儿子有一天晚上11点多也不睡觉，哭着要玩积木。 她什么也没说，就这样把灯关掉了。 那时，儿子对着她感到不舒服。 “妈妈，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喜欢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只有你们喜欢我，我也只喜欢我自己。

到了第二天，柳天再次问出了儿子的真实想法，他却换了口，“我可没这么说。

“出生后的第二个是女孩，儿子给妹妹买了礼物。 这安慰了柳天。 从此，她也更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把水端平了。

《财经》记者与柳天的电话采访时间约为下午5点10分，只说了20多分钟，听筒里就传来了少女的声音。 ——柳天正带着3岁的女儿去接放学后的儿子。 婆婆在那个间隙做晚饭。

第二天晚上，等柳天的，是指导儿子上课，教女儿读书写字……

“除了上班和睡觉，我的时间很零碎，特别是生了两个孩子，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孩子的社交是我的社交。

“柳天很有趣。

大部分精力都和孩子联系在一起，但在两个孩子的妈妈中，柳天压力较轻的——高中工作有寒暑假，几乎和两个孩子的假期同步。 她利用这段时间陪孩子去课外阅读，或者带孩子去丈夫工作的城市。

在婆婆的帮助下，柳天一般能兼顾工作和家庭。

这是许多在系统外工作的家庭面临的一大烦恼。

柳天的朋友李斌(化名)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妻子在企业工作。 一忙起来，晚上八点或九点，再加班。

妻子下班时间有点早，但是公司的路很远，大孩子不一定能在小学6点下课前到。

唯一在家的是李斌的母亲，老人从幼儿园接了两个孩子后，必须开始准备晚饭，已经无暇去接孩子了。

在人手不宽裕的情况下，大孩子只能在浩浩荡荡的迎孩大军中跟着顺路的父母回家。

一到暑假，李斌夫妇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了，只好回农村老家“散养”。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社会是通过工作场所组织起来的。 在婴儿照顾方面，许多工厂、国有企事业单位兴办托儿所和幼儿园，有专人负责照顾0-3岁学龄前儿童，服务可能不完善，但哺乳和基本照顾不是问题。 现在不一样了。 岗位制解体后，国有企业纷纷改制，当初自家的托儿所、幼儿园被大规模砍掉，我们

”徐琪说。

老人进城带孩子成了柳天、李斌这样的家庭内分担养育成本的多种选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老人”约1800万人，占全国2015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后辈的比例达到43%。

与此同时，当大家庭向新家庭进行人力、资本倾斜时，育儿观念的代际鸿沟正在一个个小家庭上演。

李斌经常叮嘱自己的母亲不要吃糖和点心，母亲当时听了，但日常还是老样子，“老人们怎么能让孩子高兴呢，我很放心。

”回老家后，孩子更沉迷于看电视，老家条件有限，上孩子的兴趣班也只能中断。

李斌明白，妈妈一天比一天老，迟早也要兼顾住在老家县城的弟弟和孩子。

李斌下定决心，到时候，自己还得找个得力的保姆。 这是“双职工”家庭在生育两三个孩子后的现实状况，只是家庭内部有限空间内的自我调节。

育儿不安

李斌比38岁的妻子大一岁，一开始对于“要不要生两个孩子”“什么时候生”，他还犹豫不决。 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年龄太大了，赚钱能力赶不上孩子未来的教育消费。

但妻子打心底里喜欢孩子，他也反复权衡了家庭经济实力，现阶段抚养两个孩子似乎并不是不可能。

然而，短短几年过去了，李斌当初的教育焦虑却拍进了现实。

李斌的两个孩子不满4岁，他就近找了一家幼儿园，每年学费1.5万元，外加5000多元的伙食费。

“老板当时在上幼儿园，一年的学费是一万多美元。 其间只相隔了五六年，价格也在上涨。 这还是普通的幼儿园呢。

”李斌感叹道。

事实上，李斌所在的武汉，幼儿园收费差距很大，我问过隔壁小区的幼儿园。 年学费高达2万元，柳天也表示：“有的娃上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要5000元。

“公务难进，很多家庭只能投入双倍的钱去私立，买放心。

此时，便利性才是首要考虑因素。

二孩的教育费、家庭生活费、住房贷款等每月支出至少2.5万元——，在不追求学区房的前提下，李斌和妻子的收入正好维持收支平衡。

“现在，在家不能发生任何事故和错误。 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斌说，在这个新的一线城市，他不敢追求有点质量的生活。

即使有压力，李斌也给孩子报了羽毛球、每周五课，还有一个是舞蹈两个兴趣班，一年大概花了七八千元。

“是孩子喜欢的东西，舞蹈是从幼儿园学到现在的。

”李斌说。

腾讯理财通、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新中产阶层在支出结构上，子女教育是支出最多的三大领域之一，55%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在总支出的10%-30%之间

家庭年收入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越大。

“有些家庭星期天让孩子上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 每年需要十几万美元。 从文化课到音乐、舞蹈等各种各样。 这些孩子很早就起床出门，一整天都在外面。 这在下拉之前很常见。 现在好一点了。

“这是上海两位母亲观察到的情况。

对于养育子女的压力，许琪认为，部分原因是中国人普遍对下一代抱有很高的期望。

“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总是一代又一代，大家凡事都强调竞争，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种育儿观念不仅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也给父母带来了经济负担。 最近几十年，父母在孩子身上花了太多时间和金钱，这简直是一项无底的投资啊。

”

在这一点上，佳西有同感。

她每隔三差五接到各种儿童教育机构的电话。 大宝两岁的时候，她第一次报了幼教班。 本来想给孩子交朋友，建立秩序感，但她经过一次之后，才发现。

“教学生一些生活小技能，比如剪刀的使用方法，其实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自然会了。

”

她说，男孩的月经比较晚熟，其实不需要太早花钱，但幼教机构不断建议评估，渲染各种焦虑，不可避免地把佳西也牵扯进来。

“生”与“升”之间

很多时候，“赚钱”和“养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当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后，佳西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生儿育女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纽带，只能自我调节。

”佳西感叹道。

结束4个月的产假后，2021年3月，佳西回去继续上班。

她的职业是猎头，日常是与候选人联系面试，忙得不分时间和地点。 另外，作为公司的合作伙伴，也有需要维护的客户关系。 由于很多业务都搬到了网上，她要比普通求职者更敏锐地感知这个就业市场的变化。

当时，双胞胎还没有断奶。 为了孩子的粮食，她成了“保姆”，每天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逃进公司会议室存奶，晚上带回家。

这种状态将持续到孩子1岁为止。

《财经》记者梳理发现，新条例修订后，大部分省份将产假(含产假)天数调整为128天-188天，河北、浙江、内蒙古需要区别对待，生育二孩、三孩产假长于一孩。

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孩子3岁之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休5天或10天的育儿假，重庆的育儿假最长可以休一年。

许琪也注意到了这些政策，但他担心这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根据相关规定，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延长的话，企业会不会考虑到雇佣成本，不敢雇佣女性呢？ 在一些地区，男子休产假或育儿假，但与妇女产假相比，天数并不算长。 如果男人不想用这个假期，家里又没人照顾孩子，对家庭来说，要么是雇人嫁人，要么是女人自己带，很容易造成女性就业困难，不能生孩子。

”

对了，就算产假长了，真的有多少人想休息？ 一位互联网大厂商销售人员表示：“我们公司规定产假180天，剖腹产再加一个月，但大多数人都会提前结束假期。 特别是带队经理级别以上的人，因为害怕被替换，所以会提前回国。

“这是职场上看不见的机会成本。

2017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林燕玲主持人社部课题《女职工休假设置对维护女性权益的影响与国际经验比较》。

在这项研究中，项目组发现延长产假不仅不能达成劳资政三赢，而且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企业似乎有多种方式来消化这个成本。

“部分调查企业的工资结构一般由基础工资、绩效、奖金部分组成，职工休产假时，只发基础工资。 这个比例占全部工资的20%到30%，即使延长也不符合规定，休假只有低工资。

林燕玲说，她采访过项目组和一些卖场人员。 这个小组的主要工资是加薪，因为如果因为生孩子而辞职，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对25个省份共7642人的调查研究显示，与独生子女生育行为相比，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更高。

生一个孩子将使妻子的就业概率下降约6. 6%，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 6%。如果继续生第二个孩子，妻子的就业概率将再次下降约9. 3%，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将再次下降约7. 1%。

林燕玲说，中国女性就业率几乎是世界最高的，但现在也有女性在产后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里的理由是多方面的。 她曾经接触过女性，对方原本有全职工作，但产后要照顾孩子，最终导致网上卖母婴产品，这种现象在四线城市非常普遍。

生育对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不限于妇女。

在更多的“80后”城市，多生一个孩子意味着夫妻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走钢丝”，“要么你进，要么我退”。

李斌目前在民营企业从事IT工作。

与传统制造业不同，这个行业追求创新，气氛简单自由。

他技术很好，但往往根据经验做出决策。 生了两个孩子后，慢慢地发生了职业危机。 “各种新技术的更新迭代太快了，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学习能力比年轻人差一点。

“如果不转为管理层，发展空间可能会受到限制。

与李斌的职业生涯路径不同，妻子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国有企业，至今已有15年，她和丈夫是各自部门的负责人。

但是，李斌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妻子所在的国企前景更好，但人际关系更复杂，苦于缺乏上升资源。 现在孩子很小，必须一个人维持现状。

国外多项研究表明，母亲产后主要专注于照顾孩子，降低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收入，父亲的处境与之相反，不仅很少遇到雇主歧视，而且有孩子会有优秀的品质，享受更好的工资待遇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 1989—2015年的相关跟踪数据，许琪在研究中发现，生育对中国男性工资收入的积极影响逐渐减少，2000年以后不显著，2009年以后呈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岗位制的解体和子女教育方式的精细化的转变，是父母工资溢价逐渐消失的两个重要因素。

在子女抚养责任回归家庭、抚养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男性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不得不分担部分照顾，难以像以往那样享受生育奖金。

“许琪在研究中写道。

谁来分担生育压力？

如何缓解育儿压力？ 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增强生育信心？ 对于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家庭性别研究室主任马春华在此前的论文中指出，在传统社会，孩子是私人物品，支付的养育成本也被认为是家庭和父母的责任。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开始拒绝承担“养老抚幼”的责任，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欧美国家的关注。 既然养育孩子的成果是全社会共享的，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应该由全社会来分担。 既然父母的劳动是公共服务，育儿报酬也应该由国家提供的全社会照顾孩子，未来的孩子可以照顾全社会需要照顾的人。

作为高福利国家，瑞典的经验是立法先行。

20世纪70年代中叶，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父母育儿假代替母亲产假的国家，父母共享6个月的育儿假。

随后，挪威、丹麦和芬兰等国家效仿了瑞典的育儿假制度。

然而，该政策刚开始时，休育儿假的“奶爸”不到1%，妇女照顾孩子仍然是家庭常态。

1995年，瑞典政府出台了新政，规定480天育儿假中有30天不能转让给女性。 2016年，“保姆”育儿假的份额进一步上升到90天。 也就是说，母亲最多只能休390天的育儿假。

父母一起使用育儿假的话，每天还能获得5欧元的“性别平等奖励”。

这样，父亲和母亲一样可以埋头照顾新生儿，不会因为工作而缺席，如果男女都需要照顾新生儿，用人单位在雇佣新员工时不会偏向男性。

“可以看出，瑞典的这些举措试图鼓励丈夫和妻子更平等地共享育儿假。

”许琪分析。

在长达480天的育儿假中，一个重要保障是国家出钱向新生儿父母支付“家长津贴”。 其中，390天津贴额占原工资收入的80%-90%，剩余90天固定费率为每日20欧元。

如今，走在瑞典公共场所，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护婴幼儿的“奶爸”随处可见。

此外，瑞典为所有1至6岁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唯一的条件是父母双方(或单亲)至少一方工作，或者失业父母参加再就业培训。

这一系列政策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 2013年，瑞典15至64岁母亲就业率达到83.1%，而同期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平均值仅为66.8%。

应该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西欧和北欧的出生率首次跌破了更替水平，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瑞典的出生率呈“w型”波动，1998年降至最低点1.5。 在持续加码的鼓励生育政策刺激下，瑞典生育率两度回升，其中2010年回升至1.98，接近2.1人口更替水平，但近几年又有所下降，但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

针对这些变化，许琪认为，瑞典不应只鼓励生育，而是通过国家分担子女抚养责任，倡导性别平等，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引导男性参与育儿。

当女性看到自己并没有为家庭放弃事业，反而能创造财富，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时，她们的家庭就不会被子女的养育压力所困扰，生育意愿可能会高涨。

“在传统社会里，中国有句老话。 在男女家庭内部，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大多数家庭都是由女性照顾孩子和家庭。 不仅是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由妇女免费承担抚养和照顾孩子的工作。 现在瑞典一代人改变了育儿观念，提高了出生率，这对东亚地区是一个启示。

”

在东亚，日本和韩国是早早就遭遇出生率下降，面临“少子化”危机的国家。

从两国实践来看，制定生育支持措施是提高生育率的基本解决方案，但效果不理想。

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出台的生育奖励政策达100多项，包括建设免费托儿所、女职工生育津贴、缩短工作时间、补助企业给父亲带薪的“产假补助金”、增加双职工福利、增加公租房供给、对购买首套住房的新婚夫妇减半购置税

但根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3.3万人，首次发生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总生育率为0.84，连续3年低于1。

多年前，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预言，韩国将成为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为了推动少子化问题的解决，日本鼓励更多的男性休育儿假。

据报道，日本政府此前提出了到2020年将男性育儿假的休假率提高到13%，到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30%的计划。

但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日本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仅为6.16%，与日本政府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最新预测，截至2021年12月1日，日本的总人口约为1.25亿人。

2020年日本的新出生人口约为84万人，是189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根据日本政府的最新预测，2021年全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为80.5万人，有可能比2020年减少。

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系的沈洁教授写道，日本学者分析说，日本女性承担的双重责任和双重评价标准是导致女性远离生育的主要原因。

首先，负责家务、照顾孩子是妇女的作用的观念和社会规范仍然根深蒂固，就业妇女和男人一样埋头工作，同时还要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很难平衡育儿和职业的双重作用。

其次，日本的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因结婚生子而中断职业的女性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很难获得良好的待遇和职务。

职场女性怀孕、生育、育儿往往是负面评价，往往面临女性职业发展和失去工作的危机。

如何才能摆脱“超低生育率”的困境呢？ 沈洁在文章中认为，日本社会各界一致推进“工作-育儿平衡”、扩大育儿公共服务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该政策不分男女，都应尊重个体在“工作-育儿平衡”选择上的主体性，为个体的选择及其目标的实现提供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

沈洁援引有关学者的分析指出，韩国在1960年-1980年间推行过温和的生育政策，短时间内从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政策，政策操作上存在各种难题，导致政策变革失去了用“工作-育儿平衡”政策进行调整的最佳机会

中国目前面临出生率下降的挑战，与日本和韩国当初面临的少子化冲击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作为日本和韩国的教训和教训。

对于中国的情况，马春华建议，国家应该分担子女抚养直接成本的直接比例。 有研究人员测算，最低比例应在子女抚养直接成本的25%以上，或按代际正义计算在政府负担养老金保险费的40%以上。

“很多东西都不能直接抄作业。

与其延长产假和设育儿假，还不如先调查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 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对于养育成本，外部力量能为家庭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社会问题。

”徐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