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民间诗人之一，一个不解的翻译家”，这就是马高明。

现代荷兰诗选，1988年初版。

现代荷兰诗歌精选2007年再版。

马高明的诗歌朗诵照片。

雷克和马高明现场谈诗的场景被荷兰的电视电影拍摄了下来。

马高明(1958-2022):诗人、文学翻译家、编辑。著有诗集《站起来》《危险的夏天》。翻译诗集《现代荷兰诗选》和《希腊诗选》；编译《国际诗坛》(第1-6期)、《外国现代派诗选》、《西方女性诗选》等。他的诗被翻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10月26日病逝。

躺在写字台上，左手拿着烟，右手拿着笔，在稿纸上画着或插着字，加上编辑符号，用中英文自言自语，仿佛在自言自语，脑子里的齿轮在不停地转动，让他找到准确的字、线、节。一个强大的声音，不断的在说问题，说想法，说感受。一颗饥饿的心，却也能养活身体。他是做鸡蛋和胡椒炒面的大师。一个严肃的媒体工作者，中国众多民谣诗人之一，一个不解的翻译家:一个人身体里的31%。好奇，急躁，固执，有创造力，挑衅，乐观。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马高明。

我从1986年到1987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刚到北京不久，我在首都剧院看戏时，惊讶地发现荷兰著名作家阿德里安范迪斯也在场。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比现在少得多。年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走到他面前，说我们是同胞，问他在中国干什么。几乎是同样的语气。他不介意。相反，他热情地参与对话。原来北京是他穿越中国计划的起点，他想写一本游记。我和一位英语翻译，一位来自中国的诗人参观了首都剧院，他几个月前参加了1986年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当然，这是高明哥。

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很快就发现了对诗歌的共同兴趣和一个绝妙的计划:我指的绝妙计划是用中文做一本荷兰现代诗集。高明让我这个母语是荷兰语的人参加翻译工作，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非常兴奋。万蒂斯先生是一位文学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文学的推广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他在荷兰国家电视台主持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图书节目，采访了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诗人。在北京那个命运多舛的夜晚，他热情地说可以找资金支持荷兰现代诗汉译的项目(半年后写信提醒，果然言出必行)。高明是一位诗人。他在中国顶级语言学校之一的第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他也是一名文学翻译。我是一个国学硕士的学生，终于看到了课本外的一个中国。说实话，我对诗歌的兴趣远早于我对中国的兴趣，所以一旦进入汉学的道路，真正来到中国，接触诗歌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如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一样，翻译诗歌与中国诗歌深深交织在一起。就这样，我通过翻译进入了中国的诗歌。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绝妙计划竟然是可行的。从1986年秋开始，我和高明师兄共同编撰了《现代荷兰诗选》。每个星期，我都会骑自行车或者坐公交车从中关村到和平里，和高明哥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诗。汉语母语者和荷兰语母语者在双语中互相讨价还价，在双语者之间的桥梁相遇，在双语者之间的深渊角力。他们应该忠于原文，给译文以活力。偶尔失败一下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成功的文本。重要的是，一首新诗进入了中文，虽然只有我们知道，尽管只有一份(当然是全稿手写，我们一直焦虑着怕丢了。直到今天，我的诗歌翻译都是手写，然后输入电脑。它与翻译小说、非小说文本或学术文章的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必须感受到语言的物质性)。

事实上，我们不是唯一知道这项工作的人。我们很快得到了一些宣传。就在那年荷兰首相访华之前，一家国家电视台的时事节目聚焦中国。当然，导演主要着眼于商机(不仅中国懂得看钱)，人家还采访了北大的荷兰留学生。平心而论，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对文化也很感兴趣。当我说我正与一位中国诗人合作，将荷兰诗歌带给中国读者时，导演抓住了机会，带着摄影团队跟随我走向和平。几天后，荷兰的电视观众可以看到那张灵动而杂乱无章的写字桌，看到我和他在为诗人汉斯洛代曾(Hans Lodeizen)的一首诗定稿时就准确用词和标点符号进行的交流，看到两个人用两种语言背诵这首诗。高明的脸上有一种极其专注的神情，在镜头和稿子之间来回扫描。然后他开始:“请听:……”其实楼代森是在说“请听”。这两个字是正文的一部分，但是高明真的把这两个字拉到了自己手里。今天，这些画面在近四十年后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但是，感觉什么都没变，感觉很亲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作品，由人类创造和分享的欲望驱动。无论是诗人还是翻译家，对这种动机都很熟悉。

当我们的荷兰诗人了解到我们的工作后，他们给我邮寄了大量的荷兰诗歌。在他们的指导下，再加上译者有权发挥的主观性，我去高明家之前，每次都选了几首诗，做了一个大概的中文翻译:有些台词我是有把握的，不知所措，只好“硬译”出来一起加工。当我把稿子给高明看的时候，他会责怪我的错误:写错了字，用错了词，说了一句“我们不这么说”之类的话。但是当我讨论到我的草稿在源文本中体现了母语的偏差，他会认真听，然后我们会努力找一个中文的偏差来匹配。高明的一个长处是，他乐于突破中国诗歌的“可辩”边界。所谓中国诗，在汉译中肯定包括外文诗。这样我们的翻译工作就像我的中国诗词语言强化班，北大的外国同学都羡慕我这种课外特权。当然，最广义的翻译(不限于文字的文本)是80年代文化热潮的核心。

古今都有说诗不可译，我的强化班证明并非如此。事实上，在我们的具体交流中，我们在不同的手稿版本、个别诗句和不同版本的词语之间来回穿梭，说诗歌不可译而不是超可译。首先是因为一首诗有能力从不同的译者那里产生不同的译文。其次，即使一首诗在过桥后发生了变化，它仍能保持其影响力。《现代荷兰诗选》中的一个例子是阿伦茨的一首诗:“即使/一只/触摸的手/也会伤害我。”

我从高明哥那里学到了很多。他是文化热的化身:诗人、翻译家、诗歌活动家、翻译活动家。通过他，我认识了很多其他的文化爱好者，尝到了空文化领域之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当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会成为后来的传奇话题。也许这是一件好事，让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吸收这种氛围，真正融入其中。之后在80年代被浪漫化，但不可否认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诗歌是文化实验的先锋。当一本新诗集出版时，人们只需挤到柜台去买。我不想为此而怀旧，只想赞美人类的想象力。能把自己的感受和感受写在纸上，真的是奇迹。80年代，各种诗歌并没有“全盘西化”。别忘了，诗歌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诗歌在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后再次繁荣起来，他以一种健康的好奇心看待他在世界各地的对手。说起来，《荷兰现代诗选》封面有个错别字，好像就是从这个文化漩涡里掉下来的。荷兰语标题中的“modem”(即“现代”的意思)一词写成“modem”。我当然很惊讶，但回过头来，我也意识到，这象征着这种诗走了多远，路上留下的伤痕也可能是美好的。

有人可能会觉得双语母语者的合作是一种奢望，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容易实现的理想。确实是这样，但是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贡献，是可以做到的。1987年春末夏初，我用高明和我写的每一个字完成了一本书。一年后看到它出版，是一种难忘的感觉。那时候我已经回到荷兰了，但是这本书的问世是一件大事。荷兰诗坛对此非常重视。高明再次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我们再次相遇(两人都高呼“该死！”)，我开心极了。我觉得高明哥可能利用欧洲之行，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开瓶器收藏。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保持联系。他把他的《现代荷兰诗选》称为“我们的孩子”，孩子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后，会有人拿着复印件来找我们，请签名。

最后一次见高明哥是2017年，我和沈睿去医院看他。身体疾病没有摧毁他的精神。他留着大胡子，总是开玩笑。最后，他陪我们穿过走廊，送我们到门口，说他很期待出院，期待我们再见面碰杯。

马高明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诗人。很遗憾他走了。我珍惜这段回忆，祝他一路顺风，安息。

2022年11月11日

荷兰尤尔顿

[作者是汉学家，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诗歌]

(原标题:逝者“我的中国诗歌语言强化班”——纪念马高明)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Maghiel van Cr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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