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奇幻漂流:《2020年开篇方式有问题》

那时的他们，或沉默，或行动，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牵挂着不平静的故乡。现在——全球确诊病例近两百万——异地留学生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静，他们夹在中间，不知所措。

文|张子涵郑丹

编辑|萧祈祷

运营|小崔

北京时间2月6日深夜，夏晓华在物理课上心不在焉。她在芝加哥，今年大二。这是她在美国留学的第二年。

她低下头，偷偷打开手机，准备刷朋友圈。当她看到上面出现的关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推送时，她倒吸了一口气。

在讲台上，这位身材高大的金发老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旋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讲台下，夏晓华深深地呼吸，深深地叹息，摘下帽子，低下头，努力忍住几乎控制不住的泪水。她感到无能为力，想哭，感觉自从武汉被封后，国内所有新闻的影响都被放大了无数倍。

她打开电脑，登录微信和朋友姜山聊天。姜山在波士顿，也是大二。自从国内疫情爆发以来，“哭”这个词在夏晓华和姜山的聊天记录中飙升。

物理课后，夏晓华去和她的同学一起吃晚饭。她试图用英语把这一切说出来，但当她看着对面的同学点点头时，眼睛里闪烁着疑惑。她还是选择了插科打诨，向物理老师吐口水结束了对话。

同学们走后，夏晓华长时间保持沉默。她拿出电脑，默默约了学校做心理咨询。咨询室人手不够，面试安排在3月底。她打开家庭群，给北京的父母发了一条信息“你们两个每天给我汇报身体状况”。

当她终于在3月20日与心理咨询师交谈时，与2月初的世界相比，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世界各地都爆发了疫情。在之前从海外运送物资到国内的路线上，已经有部分物资按原路线运出，学校课程也在网上转移。在家庭中，夏晓华的父亲艾特告诉她，“你的母亲要求你每天向我们报告”。

心理咨询改成了电话咨询，夏晓华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咨询师关心地问“我们如何才能帮助你”。很多事情在她脑海里闪过——飞涨的机票，离家一万多公里的距离，身边已经买好机票启程回家的同学，学生会捐款和口罩的努力，不知道会不会被关闭的宿舍，特朗普推文中骇人听闻的话，还有前几天妈妈发来的家里蒸花卷的照片——而她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个月前，对于夏晓华和数十万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是他们的家人所在的地方，他们担心身在异国。英国研究生参与了母校武汉大学发起的资料收集工作，尽了绵薄之力。研究员单玉杰看到荷兰街上的中国脸被粗暴对待，发起设计贴纸推广面具文化。

那时的他们，或沉默，或行动，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牵挂着不平静的故乡。现在——全球确诊病例近两百万——异地留学生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静，他们夹在中间，不知所措。

夏晓华选择离开大学宿舍，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和其他选择留守的人一起“躺”遍天下；姜珊选择了回国，和她飞机上的300名乘客以及其他选择回国的各国留学生一样，她踏上了匆匆的归途。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小留学生，他们从小就离家出走，到世界各地学习生活。

3月中旬，确诊病例数量的上升未能打乱寄宿家庭的春假计划。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他和他的三口之家来到亚特兰大。旅途中，她看着亚特兰大确诊的40多个病例的数据，悄悄戴上了围巾。家里父母问她是不是怕病毒，她否认，“只是感冒而已。”

黄有四张回的机票，时间都是从四月底到五月初。她住在家里，上了网络课之后，一天打电话给妈妈，没有着落。电话里她的焦虑溢于言表，凌晨妈妈给她发信息，焦虑的哭。

高二的Penny也没回家。她妈妈担心在路上有被感染的风险，让她“呆在那别回来”。突然，慢节奏的生活“好像是一种解放”，她“看得清慢”，忽略了细节。她和父母一起在辛辛那提探访了《垂死求生》，在她家门前发现了一棵先开花后有绿叶的树。

对于小留学生来说，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初高中的课程，意味着更有限的选择。他们的父母聚集在各个联络小组，焦急地等待着。

而那些成年留学生，有的在努力奔跑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则在疫情下努力继续平静的生活。

以下是他们的口述。

“在美好的时光里，我们辜负了美好的春天”

英国莫倩健一南安普顿

1月23日，武汉突然封城的第一天，我在一个航拍视频里看到整个城市空摇摆。

我在武汉大学读了四年，视频里去过很多地方。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这不是真的。后来武汉大学英国校友会号召大家为武汉募捐，我尽了绵薄之力。至1月26日，校友会已筹集善款27215英镑，人民币11446.88元，并送去四批物资支援武汉各医院。

我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读书，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城市。随后的两个月，英国的病例数开始上升，当地人开始恐慌。

3月13日，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节课，300人的教室，坐了不到30人。停课后，学校宣布后续课程和论文指导将在网上进行，并告知学生可以不在校园内完成学业。

虽然我们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对于我们的毕业生来说，就这样结束学业，还是有些措手不及。各类学生中一片恐慌，准备回国的留学生们在乱卖东西。

朋友紧急抢了一张3月18号的机票，4万元飞浦东。前一天和群里的每个人道别。此前，这位“富家子弟”囤积了23卷卫生纸，在当代算是相当“值钱”的东西了。

他走的前一天，我决定要一个口罩帮忙。他的浴室堆满了日常清洁用品，水槽之前也没有清理过。灶台上还有一口锅，已经烧开没洗。只有摊在地上的行李箱，暗示主人明天离开后可能不会回来。

他回忆起早上7点多天不亮就站在公交车站瑟瑟发抖等车的时光。我安慰他以后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然后我们都沉默了。

我也有机会回国，但是我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由于回国困难，我开始改变主意，储存一些食物，为在英国的居家隔离做一个长期计划。

为了储备物资，我和室友需要早上7点起床去超市买新鲜食品。最近超市每天都是大排长龙，早上九点多就上架空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一名护士在一段视频中哭着说，她在ICU完成48小时值班后，超市里没有水果和蔬菜可以买，她不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健康。

有一次去超市的路上，我们还讨论了会不会有鸡蛋——我室友已经半个月没买了。

▲以前很多时候超市货架上的鸡蛋被抢购一空空。图/受访者

进入超市后，我们在两排货架后面的角落里补上了空鸡蛋的图片。结果我们居然看到了彩蛋。室友兴奋地笑了，抱了两打。

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英国最大的老年人慈善机构已经关门了。透过玻璃门，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混乱，书桌已经被搬走了。去年11月，我参加了他们的义卖活动，但是现在，很多慈善组织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无法继续运营。

3月25日收到家里寄来的口罩。去公寓前台取快递的时候，看到前台已经用胶带贴了一层隔离线。我尽量不说话，把身份证给工作人员看，然后两个人隔着胶带递过去。从此，我不再担心口罩短缺的问题。

随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被迫做饭。收到口罩那天，我和我爸视频通话。他说我前一天吃的红烧牛肉太稀了，没有筋，没有脂肪，就指示我做土豆红烧牛腩。我手里的三把勺子舀哪种调料，舀多少，都是他详细指示的。但是生活开始变得闲散。我把没用过的身体乳翻了出来，决定每天好好护理皮肤。我参加了一个阅读小组，但是我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在封城之前，我一个人去法国鲁昂过了一个周末。我一个人坐车去港口，码头大厅空空晃晃悠悠的。安检口的大屏幕还在播放新闻。顺利改签后，我坐汽车轮渡去了甲板。车上散落着十几名乘客。早晨，云层很低，海水铅灰色，风呼啸而过。

那个周末天气很好，游客也不多，大家都没戴口罩。直到手机弹出，英国确诊了少数新增病例，法国宣布疫情进入第二阶段。我终于意识到，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疫情。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我想最后，整个生活就是一次书信往来，但最令人伤心的是没有花一点时间说再见。(我想，到最后，整个人生都变成了一种放下的行为，但最痛苦的是，我没有花一点时间说再见。)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也是我的奇幻漂流。

还记得从同学家回来的路上，光秃秃的树枝上开满了粉色的花，又是一个美好的春日。最近英国温暖晴朗，新绿枝头，午后变成粉紫色的晚霞。只是我们辜负了好时光里的好春天。

“我戴口罩更好看”

单玉杰范星宇许刘易玲

一个研究两个荷兰。

2月初，一位国内朋友在荷兰坐火车时，对面座位的当地老太太毫不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并一直扇着鼻子。他打了个喷嚏，尽管解释说这只是普通的流感，但老妇人仍在问“你是中国人吗？”然后她抓起外套，厌恶地离开了。

当时欧洲的疫情还没有大规模爆发。玉洁看着朋友和老婆婆说话，觉得自己想做点什么却又无能为力。不知道是我太谦虚还是别人太没礼貌。后来她不敢坐火车去人群里，怕自己的亚洲脸给别人添麻烦。

在荷兰，街上戴口罩的都是亚洲人。在东亚文化中，在街上戴口罩是很常见的，可以预防感冒，防晒防风，过敏，或者只是不化妆。而在欧洲，人们认为只有在病重或遵医嘱的情况下才戴口罩。所以他们在路上遇到戴口罩的人，会本能的提高警惕，远离他们，甚至可能做出过激的举动。

作为设计师，我们觉得至少可以设计出一些东西来平衡中西方对戴口罩的认知。文化差异成了我们面具设计的出发点:向欧洲人推广亚洲面具文化，同时告诉被赋予异样眼光的中国人，不要简单粗暴地把一切都归为种族歧视。

因此，我们推出了“街头面具”的设计项目。顾名思义，就是解决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被不友善对待的问题。

经过对中国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荷兰当地的社会实验，我们的9名设计师——8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一名丹麦女孩——设计了宣传面具文化的海报和一套可以贴在面具上的贴纸。贴纸的内容是中国学生戴口罩的原因。从501份问卷中抽取，回答:只是为了预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为了预防生病，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大的风，不是吗……(真的风很大，你说呢)；今天化妆，明天见。(今天不化妆，明天见)；还有空的白色版本供大家打造。

贴纸的效果让我们很开心——在课堂讨论、课间休息，或者只是散步的时候，外国学生会突然停下来看着我们，盯着我们的口罩，然后读出贴纸上的字。一个来自台湾省的女孩在她的贴纸上写道“我戴口罩更好看”。同组的荷兰哥哥看到后笑了，想给她拍张照。

贴纸打开大家的话匣子——聊家乡，聊文化差异。少一些因为戴不戴口罩的尴尬，多一些相互理解。

后来，我们的设计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后台收到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数百位中国朋友的感谢短信。有人说“有时候在国外感觉不安全，但是看到这个小设计很温暖很贴心。”我们真的很感动，觉得每个人都给了我们力量。

现在荷兰疫情爆发，我们学校已经开远程班20多天了。除了在网上工作的队友和同一个屋檐下的室友，我们很少和外界交流。许多商店都关门了，代尔夫特镇(学校所在地)也比以前安静了。

我们的贴纸设计已经到了2.0版本——我们要为代尔夫特镇的朋友生产纸带。然而，在荷兰街头仍然很少见到戴口罩的外国人。

▲ MossX团队贴纸2.0和纸胶带版设计。图/受访者

“2020年开的方式有问题”

景OPT舞台美国波士顿

今年3月是我最初决定回国的日子。

去年我完成了毕业设计，结束了电影制作四年研究生生活，申请了OPT(美国学生签证到期后一年实习期)，留在波士顿实习。

我的OPT签证6月底到期，打算早点走。在过去的五年里，我的父母从未去过美国，他们甚至没有参加我去年的毕业典礼。今年想带爸妈去美国转转，然后赶上一波春运在国内找工作。

四月份巴黎本来有个电影节，我拍了两年终于入选了毕业作品。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月我应该把我的纪录片从家里带到法国。

但现在，一切都停留在“原始”。实习公司不能出去工作，电影节被叫停，父母连签证都没预约。本来想回国过28岁生日的。结果我4月初回国的机票被取消了，我被彻底“堵”在了这里。

从某一天开始，在公交地铁上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人从我旁边的门进来，看到我就会绕过我。车厢坐满了，只有我这一排空。

那段时间，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一次。我关闭了朋友圈和微博，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心理建设支持我看到关于疫情的事情。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贴出了《疫情下面对心理问题如何自救》这篇文章。我把它画对了，放在浮动窗口里。我之前以为这篇文章和我无关，但是有一天，我真的用上了。

看新闻特别辛苦，但我在中国的家和家人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存在。我家在内蒙古，地广人稀。而且父母觉得当地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所以特别有安全感。

然后美国疫情爆发，我妈的安全感没了。她开始着急了，叫我马上订机票回国。她每隔两个小时就迫不及待地问我。3月21日，我的返程机票被取消了，是我在大面积停飞的时候用3000元抢的。三天后涨到27000元。

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不想在我面前特别焦虑，所以态度就变成了“留在这里，然后安顿下来”。他们说，人的一生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过了这一关，很多东西就可以结转了。”他们分享了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吹嘘因为疫情，两人都锻炼了肚子。最近我妈出去逛街试衣服，开心的发现效果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还敦促我在室内多做运动，增强肌肉。

我想念我的父母，我也想吃来自内蒙古的各种肉类和奶制品，还有我家的双煎猪肉。最后一次回家是在2017年。因为要拍毕业设计，我只在家呆了一个星期。现在三年过去了，我在想，就算是在国内疫情严重的12月、1月回去，我还是可以多陪陪家人，多陪陪父母。

现在怕病毒，更怕在波士顿真的病了没人管。我和三个室友合租一套房子，其中一个每天还在外面上班。为了安全，我每天都在自己1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鸵鸟”着。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原本打算回国定居，但已经扔掉了大部分。而原本要打包的三个行李箱，被我拿回了储物柜。

房间里的移动桌子上有一个水壶和一个高压锅。刚开始的几天，高压锅里所有东西的时间都掌握不了，菜都快变成泥了。但是这几天越来越熟练了，也用高压锅做了鸡蛋。

▲晶晶的“维生”厨具。图/受访者

我尽量减少使用公共区域的频率。出门进门都有严格的程序。我出门时总是戴着面具。我还有一个紫外线灯，每天洗漱前都会拿到公共卫生间照15分钟消毒。门旁边的架子上，专门清理出一个放酒精的喷壶，塑料手套，纸巾。门后的衣架上，现在只挂着口罩和防水风衣。

偶尔，我会倒垃圾，在后院呼吸新鲜的空空气。这个地方靠近大海，你可以听到海鸥的声音。房间朝阳，两面墙上都有窗户。晴天的时候，还挺美的。

但是看美国确诊病例的数量，我真的觉得2020的开启方式有问题。

▲3月的波士顿机场，乘客寥寥无几。图/网络

“回家的路很长”

美国波士顿姜山大二学生

3月25日下午，我乘坐的航班终于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在机舱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回家的路很长”，三张哭脸。

当时我在北京的家和我在天津的家有14天的隔离期。

起初，我订了一张3月24日凌晨起飞的机票，在香港转机，返回北京。结果23号早上醒来，香港机场通知我停止转机服务，25号零点生效。我算了一下，如果正常起飞的话，25号早上5点降落香港，还差5个小时，刚好卡着，回不了家。

航班没有显示取消，同航班的几个同学想去机场碰碰运气。那天波士顿下着大雨。我坐在宿舍楼里，看着五六个学生拖着箱子离开。一个半小时后，我看着他们拖着箱子回来了。机场说没有香港护照不能登机。

后来，在机票代理的帮助下，加上父亲睡觉时转给我的5万元，我买了一张24日下午从纽约出发的机票。售票代理人说航班已经超额预定了，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座位，你必须提前很长时间到达。所以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路上我非常紧张，直到我提前四个半小时到达机场，换了登机牌，我才终于放心了。

机场的人受到很好的保护。手套是标配，有些人从头到脚都戴着护目镜和防护服。我只戴着口罩和手套，感觉窒息。冬天我在流汗。

登机的时候，看着身边全副武装的乘客，还有机舱门前拿着温度枪的机组人员，恍惚间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战场”。

上飞机前吃了晕机药和褪黑素，起飞就睡着了。飞机上照常供应膳食。认真吃飞机餐的人不多，大多靠偶尔的零食补充体力。我带了一小包能量棒，等周围的人都睡着了，我把口罩稍微掀开一点，把能量棒塞进嘴里，快速咬了一口，马上戴上口罩。

在路上，工作人员会每三个小时给乘客量一次体温。天气又热又闷又不舒服，许多人都脱下了帽子和手套，但没有人摘下口罩。

14个半小时的飞行极其漫长，很少有人说话。我感觉整个机舱的气氛一半兴奋一半紧张。高兴回家，也紧张未知之后。

当飞机终于着陆时，我没有松一口气。在机舱里等了四个半小时，经历了下飞机、出机场、上车、走向隔离酒店等一系列动作。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回家的匆忙还没有结束。十四个半小时的飞行过去了，十四天隔离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隔离酒店的烟味很浓，生活用品等设施不全。在微信群里提问，回答不了。我一个朋友问领导生理期有没有卫生巾，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明天要不要换？”

我开始哭，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让我有点委屈，崩溃了。不过哭完就好了。我的洗发水已经送到了，我还需要洗个澡。我还得活着。

其实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人总有点孤独。房间是如此安静，有时我故意打开扬声器和电视，只是为了制造一些噪音。

我看不到真正的人。微信聊天和视频是我和别人交流的唯一方式。让我难过的是，当我试图表达一路上的委屈时，很多人指责我(我不应该回国)。其中有我以前初中的同学，甚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指望大家维护我的权利，也不指望大家高喊“留学生欢迎回家”。我只是希望当我把我的情况告诉朋友的时候，我们作为两个个体交流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关心，更多的诸如“你现在怎么样了”、“你觉得怎么样”之类的问候。

只是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只想跑在路上，回北京，见见父母，坐下来和他们面对面聊天，然后吃一碗我爸做的西红柿鸡蛋手擀面。

▲纽约机场全副武装的乘客。图/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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