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掌控国家经济半壁江山，为缺人才苦恼，在上海设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

盛宣怀从19 世纪70 年代起涉足洋务，逐渐掌控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大批洋务企业，几乎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晚清“习商业、晓官法、熟洋务”的罕见高手。但他在把洋务事业越做越大时，却为缺乏新式人才而苦恼，经常感叹：企业不难集资，难于得人。

1896 年，盛宣怀事业重心南移上海，就在他的官位升至太常寺少卿的第二天，即上奏朝廷，呈请在上海设立“ 专学政治家之学” 的南洋公学， 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1897 年3 月2 日开始，盛宣怀以个人名义连续11 天在《申报》上登载招生告示，各省学子闻讯纷纷前来应试。盛宣怀亲自对第一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选定30 人作为公学第一批学生进入师范院。被后人称中国师范教育先河的师范院于4 月8 日正式开学，这一日也就成为交大的校庆纪念日。

盛宣怀把中国矿山、铁路、财政、商务事业的兴旺发达都系于南洋公学，希望公学成为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人才的摇篮，造就出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大人物。南洋公学作为我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许多开创之举：首立师范院，初步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的雏形；分设外院、中院、上院，开创了大、中、小学三级分层办学的先河；拟定《南洋公学章程》，采用分年级按班级授课制，为我国教育有系统由组织之肇始；师范生自编写的《蒙学课本》，成为我国最早一本近代教科书。今天看来这些举措好似平常，但是当时旧学私塾遍地，科举一统天下， 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 为实现他的抱负与梦想，需要付出的恐怕不仅仅是艰辛。为了纪念这位创始人，1926 年校园内曾经塑有他的全身铜像，可惜抗战时被毁。现在徐汇校区新上院底楼大厅，盛宣怀铜像巍然屹立，上面刻着“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

“三好学校”校长唐文治

清末民初时期的交大，在社会评价中赢得了一个“三好学校”的好名声。所谓“三好”即“科学好、中学好、体育好”。“三好学校”的形成，从1907 年到1920 年掌校长达14 年之久、被后世誉为“ 国学大师、工科先驱”的教育家唐文治功不可没。

唐文治， 号蔚芝，1865 年生于江苏太仓。18 岁即中举人后入江阴南菁书院， 专攻经学。1892 年27 岁时得中进士，派在户部任事。后历任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商部左侍郎、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然而，随着官越做越大，他对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认识亦愈发深刻。1907 年9 月，他选择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师”的弃官从教之路，离京就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时名）监督（即校长）。

到任后唐文治即订章程，立宗旨，上条陈上海南洋大学，停办商科转向工程教育，接连创设铁路、电机两个工程专科，着力于培养“求实学、务实业”的“一等人才”，规划出工科大学的发展前景。经过唐文治与教职员多年的励精图治，到民国初年， 学校成绩卓著， 蜚声国内外。从1916 年至1919 年的4 年中，全国共录取清华官费留美生32 名，其中本校就占到13 名。凡是有志于学习工程技术的国内青年学子，莫不心仪已久，慕名而来。

作为“国学大师”的唐文治校长对于国学教育极端重视和严格要求。学校招生批卷时首先要看考生的国文成绩，如果国文成绩太差不及格，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了。唐文治亲手组织了一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全校学生均需参加。他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2 编12 册，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以后学校将国文大会制度延续下来，至建国前一直成为学校教学上的一大特色。

唐文治还认为体育活动可以强身健体， 也能砥砺人品，因此不遗余力提倡各种体育锻炼，开展足球、垒球、武术、技击等各项体育运动。体育比赛若遇劲敌，赛前他必亲临讲话鼓励，是为“誓师”；比赛时他每每到场坐镇观战，甚至亲擂战鼓以激励，是为“助威”；比赛获胜而归，他必亲临庆功会场讲话慰劳，是为“庆功”；如果比赛败北，他也必到“检讨”会场要求大家决不气馁，待他日夺胜“以雪校耻”，是为“雪耻”。在唐文治的提倡支持下，当时无论足球、棒球、篮球、网球以及武术，蜚声沪上，素负盛名。

叶恭绰缔造“天下交大是一家”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在清末民初直至北洋军阀时期动荡不安的政坛中，他长期位居交通要津，系一度能够左右北洋政坛的重要派别“交通系”的大员之一。1913 年9 月任代交通部总长，1917 年7 月任交通部总长，兼任铁路督办、邮政总局局长。

叶恭绰是一位交通救国论者，提倡交通救国，重视实业教育。1920 年12 月，他以南洋为中坚，将部属四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合并成一所大学，定名为交通大学，英文名为Chiao Tung 。经过数月筹备，交通大学于次年8 月正式成立，学校分设上海、唐山、北京三地，称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唐山学校、北京学校。叶恭绰被推选为校长。

从交通大学成立开始，叶恭绰就希望把交通大学办成世界先进大学。他相信，交大虽出世较晚，较之欧美先进大学相形见绌，然而这些学校的成功经验交大可以直接“拿来”，走过的弯路交大可以绕开不走，再用最新最快的方法，奋起直追，定能步入世界知名大学之列。为此，叶恭绰计划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曾联络过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商议进行合作。

1922 年4 月叶恭绰因政争流亡国外。交通大学随后又被分为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三校。1928 年，交通部长王伯群按照叶恭绰当年的做法，对交通部属大学再次进行改组，将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三校合并，以上海为校本部，组成交通大学。一校三地的体制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1946 年交通大学分为三校，上海部分仍称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部分组建国立唐山工学院，北平部分组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建国后，国立交通大学演变成现今的上海、西安两所交大，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分别发展成为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部分迁移台湾的交大校友在新竹创立“国立交通大学”。在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中，五所交大演绎成“天下交大是一家”。

蔡元培推行现代大学管理理念

蔡元培（1868-1940）与交大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01 年，是其任教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是年，应当时南洋公学总理（即校长）张元济之聘，担任特科班的总教习。1901 年设立的经济特科班是当时公学最高的教学层次，相当于今天的专科程度，其培养目标是高端政治、法律、外交人才。这是蔡元培弃官从教后，第一次在高等学府里实践他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到任后，一改学堂的教学陈规，采取学生自学的授课方式，鼓励学生发表己见。他亲自制定了《南洋公学特班生学习方法》，对于自学的时间、自学的方式包括如何作札记，都作了细致而明确的约定。这种尊重个性、尊重兴趣的作风，正是现代教育所倡导的，至今仍然有着借鉴作用。

在其任职期间，他鼓励学生学习外语，了解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他提倡学习外语应先从学习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以自己不会读日文但也能看懂日文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后蔡元培选派了黄炎培、邵力子等24名学生师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开拓了学生们的语言视野，为学生架起了一座通向西学的桥梁。

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特别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提倡民主、平等，大力向学生介绍和推荐当时出版的进步书刊杂志，让学生课后阅读，接触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规定学生要记日记，每天写阅读心得；虽然公务繁忙，但每天都要找三个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让他们谈谈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或者交流读书心得；并且告诫学生，读书不忘国家，要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局。在蔡元培主持之下的特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其中很多人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少人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如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等。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翌年2 月，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兼任第一交通大学校长。改科设系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教学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之后，蔡元培便开始在交大着手进行这项改革，先后设立了数、理、化及中国、外国文学5 个学系。这5 个学系建立之后，考虑到当时交大的实际情况和学校性质，原有各科仍旧未改，这样就形成了原有科门和新设学系并存的教学体制。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的改科设系调整了交大的学科布局，原先交大没有的理科（数、理、化）黎照寰校长纪念瓷盘2（摄自蔡元培校长照片（来自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 淮海中路1429弄2楼黎旧居） 彭康校长和文科（中国、外国文学）现都具备，使得交大形成了文理工三足鼎立的发展状态，奠定了交通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基础。以教育家身份办理交大的蔡元培本有机会为交大做出更多的贡献，但由于此时诸事缠身，而且心系着以实现他教育独立思想的大学院制。1928 年6 月21 日，蔡元培辞去了交通大学校长一职，但在半年多的任职中，蔡元培亲力亲为，励精图治，伟人的足迹独放异彩，为交大带来了现代大学管理理念。

“黄金时期”的交大校长黎照寰

黎照寰（188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美国哈佛大学理科学士、纽约大学商科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硕士。在美期间，结识孙中山、孙科父子，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一度充任孙中山秘书，后任中国公学教授、财政部参事、铁道部常务次长等职。1929 年兼任交通大学副校长，1930 年10 月辞铁道部次长，专任交大校长，1944 年离职。被同时代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称为“有官不做专心办学”大学校长。40 年代末任浙江之江大学校长；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政协副主席，被人尊称为“黎南海”。执掌交大15 年期间，他坚持自由主义教育原则，主张教育独立，反对大学教育模式化；力主学术自由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注重改善办学条件，为交大成为享有“东方MIT”之称的知名大学，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任职期间，黎照寰坚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独立地决定交大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建成机械、土木、电机、科学、管理五大学院及中文、外文两系和一个研究所，形成了一个以工科为主、管理为辅、理科为基础的成熟的学科格局。他秉公招生，宁缺不滥，坚决杜绝后门。孙科之子孙治平，曾经报考交大，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未能被录取，只得作为一名选科生来交大旁听。在他的倡导下，学校还重视数理化及工科基础课程，强调实践环节，对学生管理严厉。这些被后人概括为具有交大特点的教学特色：“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在此期间趋于定型。到抗战前夕上海南洋大学，交大在院系规模、师资力量、教学水平、设备条件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成为一所理工管结合的国内外知名大学，被广大校友称为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

从“ 黄金时期” 走出的交大毕业生， 日后成为科教精英、爱国志士、学界名家、商界显赫的不乏其人，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当代李冰” 张光斗，数学家吴文俊，“中国航测之父”王之卓，“中国通信界元勋”张煦，中国造船工业奠基人辛一心、中国第一代著名飞机设计师黄志千，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致公党名誉主席董寅初，语言学家许国璋，国际航运巨子沈家桢，等等。“黄金时期”的三十年代的老交大，人才辈出、声誉远播，曾享有“东方MIT”、“中国最高工业学府”之称。作为校长黎照寰，在老上海被人尊称为“黎南海”。建国后他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彭康:“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彭康（1901 － 1968），江西萍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 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长达8 年，出狱后即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历任党政领导职务，主持宣传、文教工作。1952 年作为中央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出访东欧七国，以半年多的时间系统考察了苏联和东欧的高等教育。1953 年7 月正式到交大任职，直至1968 年3 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彭康在交通大学及迁校后的西安交通大学职掌校务达15 年之久。

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使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懂得运用唯物辩证法及按照教育规律开展学校的工作。他的办学箴言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就是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师资队伍。”

交通大学优良办学传统之一是“基础厚”，彭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一直强调学生到学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最基本的东西――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他常说“先打基础，再建高楼”，“只有在学得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1954 年，交大成立一年级办公室和二年级办公室，之后在此基础上合并创建基础课程部，其主要任务是加强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彭康一贯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他明确提出：“交大应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强调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质量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高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所在。要求全校师生把钱学森作为学习的楷模，希望学校能不断培养出象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这一人才培养观是彭康办学理念的一大特色，也成为全体交大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