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社会影响

提要： 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在清末“留日热”、五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0年代的“留俄热”和80年代后的留学大潮的推动下,持续发展,规模宏大。留学人数大体有四五十万,可分为“政治留学”和“学问留学”两种,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变影响深远。从发展趋势看,一是留学教育的起伏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兴衰相一致;二是由单纯的留学教育问题发展成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三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逐步由“求知识”向“求生存”演变。

关键词： 中国留学生；宏观考察；20世纪

(一)

20世纪的中国留学教育,和百年中国的社会演进大体相仿,在几个引人注目的留学热点的支撑下,曲折起伏,最后在世纪末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发展。l900年后的10余年间,随着“留日热”的涌现,近两万青年学子赴日留学,日本的大学、中专几乎都有中国人在那里刻苦求学。但在反清革命风潮的吹拂下,留日学生渐渐成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一个方面军,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留日生功不可没。民国时期赴日留学者,差不多每年都在千人或两三千人上下浮动。在人数上,留日生始终遥遥领先。民国时期的留日生进一步发扬了清末留日生参与政治的传统,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以及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日战争,留日生始终是留学生中最活跃的一个族群。

与清末“留日热”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庚款”留美生和留英生。1908年美国决定将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得到的部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用于选派青年才俊赴美留学。随着1911年清华留美学堂的建立,赴美留学日成风气。于是以“庚款留美生”为主干形成了民国初年的留美热潮,而且经久不衰。整个民国时期,留美生当在15000到20000人,仅次于留日生。英国效仿美国,从1933年起也退还部分“庚款”来选派留英生,至1947年共选送了近200名。加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数百名赴英留学者,也有千人上下的队伍。留美生和留英生由于考选严格,在留学期间受到了高水平的系统而正规的教育,大都成材。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军人物,多从他们中间涌现。

五四前后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辟了出国留学的一个新途径，在巴黎等地的中国学子“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人数最多时达到了1600多人。这批人在学业上无法和留美生和留英生相比,但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社会的最底层,对欧洲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有切身的体会,相当多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造就了英才。

与此同时,在20年代出现了“留俄热”,共产党的许多革命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方略。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1925年即在莫斯科设立了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山大学。于是,成批的革命青年来到了莫斯科。30年代之后,从延安继续派出一些有为青年往苏联留学。在为中国培养领导人才方面,莫斯科是不容忘却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间,主要往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选派留学生,大体有13000人左右。

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至2000年,有30多万人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而且这种留学热潮方兴未艾,发展势头强劲。中国在20世纪究竟派遣了多少留学生,很难有个绝对准确的数字。主要原因是留学的渠道多、分布面广、各个时期的统计错乱较多、不尽准确,但大致来看,官费生和自费生加起来,应该有四五十万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应该说留学生这个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特殊的新知识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粗略划分,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基本有两类:一类是在中国政治变革的召唤下,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宗旨,服务于革命需要的“政治留学”;一类是受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的现代转换所驱动,旨在移植西方文化,为我所用,在现代学术陶冶下的相对规范的“学问留学”。二者的角度和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那些热心于“政治留学”的青年学子,虽然较少能获得博士学位的,也很少出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名家,但他们在政界、军界叱咤风云,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栋梁之才,个别的还成长为革命领袖或著名的将帅。清末的留日生在做学问方面虽然很少有一流的大家,但他们是孙中山反清革命的骨干力量,那时的反清队伍中,领导层多来自留日生。孙中山曾经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之为留学生、华侨、会党及新军三部分人,即靠留学生出主意,靠华侨出钱,靠会党及新军出力。这种概括很难讲十分准确,但强调留学生是辛亥革命的灵魂是没有错的。

留法勤工俭学在学术上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一个新渠道,培养了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他们中间涌现的。

至于以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心的“留俄热”,和中国革命联系更为紧密。莫斯科中山大学实质上是为中国训练革命人才的一所党校,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是由此培养出来的。三四十年代中共派出的留俄生,更成了革命领导层的主要来源之一。留俄生成了苏联和中国革命连接的一条重要纽带。苏联文化在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留俄生起了关键的媒体作用。

留美、留英、留德等国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不像留日、留法、留俄生那样一度出现群体性的投入中国革命的现象,但也有少量留学生涌入革命队伍。总而言之,留学生与中国革命的缘分甚深。影响20世纪中国整体面貌的1911年的推翻帝制和1949年的新中国创建,留学生都贡献良多;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表面上看,留学生很少侧身其间,但留学大潮则成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留学生和中国政治变动如此难舍难分的关系,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相对献身革命的“政治留学”来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以寻求学问为天职的留学生占绝大多数,尤以留美、留英、留德的中国留学生最为典型。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多活跃于科技、教育、人文社科等思想文化领域,在移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做了许多最基础的工作。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以留美生为中坚的归国留学生,中国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地理、各类工程学科的创始人都是留学生。

1948年中国院士制度建立后,历届院士当中,有留学经历的占80%以上,表明留学生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留美生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文化在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后更名《中国科学》),一直办到了1960年,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归国留学生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以及化学、物理、生物、天文等各种学术社团,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80年代后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则是沟通中外科学技术的桥梁,在缩小中外科技差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确立的过程中,留学生是主要的奠基者,并逐步成长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30年代前后的大学教授,多数来自归国的留学生,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没有留学经历者很难拿到教授职位。至于大学校长,80%以上由留学生担任。他们推行“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将欧美大学的一些管理方法引进到中国。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大学体制和教学模式,主要是由留学生创立的。50年代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受苏联模式所左右,归国的留苏生同样作用不凡。

而80年代到90年代活跃于中国高校的最抢眼的人物大都是那些老留学生和新兴的“海归派”,尤其在自然科学学科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的情况较为特殊,特别是建国后的50年间,高校文科师资中的留学生很少。但在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当中,留学生则是核心。从现代哲学、语言学、伦理学、心理学,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甚至现代史学,都主要是归国留学生创立的。现代文学、绘画、音乐、电影、话剧的构建,也得力于留学生。包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新生的新儒学的头面人物,也都留过洋。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音乐绘画大师乃至思想家等,十之八九是留学生。在20世纪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进程中,留学生真是出尽了风头。

(三)

概观20世纪中国留学生的发展趋向,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留学生的发展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成正比。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十分剧烈,变革的目标是彻底改变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成为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逐步将传统的农业文明改造成现代的工业文明。这就要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合理地改造中国的传统。于是在学习西方时就引发了如何处理中西关系问题,在改造传统时又出现了如何处理古今关系问题,理性而科学地处理中西、古今的社会文化关系就成为变革中始终要解决的一条主线。受此主线所左右,就渴求通中西和古今之变的“学贯中西”的高级人才。这种社会文化变革越深入,对这样特殊人才的需求就越强烈。而既懂中学又通西学的留学生就成了这类人才的主要来源,顺理成章地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反过来,留学生的多寡,又成为社会变革力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发展总是随着社会变革的程度起伏不定,在曲折中攀升。清末在20世纪头10年间实行的“新政”,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许多方面进行全面改革,留学生即大批涌现,成为清廷变革的一个最耀眼的成果。虽然清廷无法把握改革的时机,在“新政”中走向灭亡，但留学生和“新政”的依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也是留学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留法、留美、留俄、留日都高潮迭起,归国的留学生则成了推进社会变革的“弄潮儿”。3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文化在新旧交替中出现了大的转机,许多归国留学生也恰在这期间名声卓著。1949年建国后的近30年,受阶级斗争理论和其他诸多因素所限制,现代化的步伐总是难以迈开,不仅留学生教育发展缓慢,而且有留学经历的人才也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的建设热潮才催生出几十万留学大军,留学生又重新成为社会变革中的宠儿。20世纪中国留学生发展的历史表明,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既是孕育留学生发展的母体,也是吸纳留学生施展才华的沃土。

其二,由单纯的留学教育逐步演化为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讲,派遣留学生基本是一种政府行为,多由相关官吏来操作,绝不会搞群众运动,再加上人数不会很多,牵动的社会面较小。即使是自费出国留学,因为需要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真正负担得起的人家是极少数,波及的人群也非常有限。特别对于社会大众来讲,出国留学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是清末的“留日热”,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好象社会反响不小,但细心考量起来,也只局限于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小的一部分人,并没有引起全体社会的关注。所以在20世纪前半叶,更准确地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心出国留学或与留学有关联的人是少数。留学教育从来都局限于教育领域,没有大的突破。

但是,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推动下的留学潮,就渐渐不一样了。一则人数较多,留学渠道拓宽,除了公派留学人数的猛增之外,各种自费留学也红火得很,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开设的“托福”“GRE”等各种可以获得奖学金的留学考试,出现了千千万万“考托”大军,各类专门为此开路的补习学校如北京的“新东方”等也蜂拥而起,至于相关的图书、音像制品等更持久火爆起来。二则一些富裕的家庭,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家、老板、明星、暴发户等,具有派子女出国留学的经济实力,于是千方百计将孩子送往国外读书。三是一些教育、体育、文艺等领域的有一定出国资本和条件的“能人”,也通过公派或私人联系,挤往国外留学。四是近些年来不少外国的教育机构把吸引中国留学生当作“赚钱”的一个良机,通过各种中介机构从中国招收学生,致使相当一批中学生出国留学,个别不法分子甚至中外勾结,坑蒙拐骗,捞取钱财,使一些人上当受骗,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80年代之后,在留学大潮的推动下,留学已经成了街谈巷议、千家万户都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和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积极向上的一种反映,但也提出了一个如何合理引导,正确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新课题。

其三,留学生的价值追求逐步由求知识转变为“求生存”。传统中国人的留学理念向来是出国寻求新知识,使新知识为我所用,振兴中华。侯德榜形象地把留学比之为农民出国寻求良种,目的是“得人之长济我所短”。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留学生在国外停留的时间较短,滞留不归的是极少数。尽管那时国内的条件十分艰苦,已经归国的留学生的待遇也并不十分好,生活、工作等许多方面都难尽人意,但在这种价值取向的支配下,还是想方设法回到国内发展。这种留学模式体现了一种急用先学、报效国家的民族主义精神,虽然不免有急功近利的偏颇,但一向被中国社会视之为天经地义,不容动摇。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这一传统的留学理念遇到了挑战。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影响下,相当多的人感到,中国人仅仅把中国作为生存空间是不科学的。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虽然很多,不过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绝大多数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世界眼光,限制中国人向海外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中国人控制在本国的狭小空间中。这不仅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失去了许多发展的良机,而且降低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应有的贡献。要真正实现改革开放,必须以世界为依托,开拓市场,扩大中国人的就业和生存空间。

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那些走向世界的中国留学生逐渐把留学就是单纯求新知的传统观念与求生存结合起来,也把留学当成了寻求新的生长点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他们想通过留学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优化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价值追求越来越为多数人所接受。于是,许多留学生为了学业,将原本一年半载的留学延长至三五年,甚至八九年,直到取得博士学位。还有许多人在国外找到了工作,直接进人了他国的竞争行列。不少人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又出国深造;还有的在国外取得工作经验后,又回国创业;更有立足国外与国内相联合,共同搞贸易、办企业。

如今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创业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新格局,这从一个重要侧面体现了中国和世界的联成一片。针对留学生这种新变化,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更开放的留学政策,同时为留学生创造各种优惠条件,鼓励留学生采用多种方式,为祖国的现代化服务。

平心而论,这种“求生存”的留学观在短期内确实造成了留学生不能按时回国,出现了人才流失的新问题。但从长远看,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看,人才的流动和竞争逐步在突破国界而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中国只有拥有成千上万具备世界竞争力的人才,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留学生在世界竞争中的人数越多、能力越强,对中国的民族复兴就越有利。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远见和胸怀。

本文原刊于《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