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楼与裴雪：北宋音乐改革研究(1938)

感谢薛培老师引用原文记载《中州学刊》 2021年第2期。 请注明出处

北宋乐改考论

文丨安国楼雪培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历代雅乐未沿袭，北宋宫廷雅乐频繁改作，前后经历了“六变”，主要包括乐律改革和形器变化。

除太祖年间的乐制改革重建唐末以来废弃的乐制体系外，其他五次改革都是在否定前制的基础上的创新。

雅乐的多样性及其新看法导致了当时的思想变革，蕴含着宋儒对理想制度的追求。

宋代的乐制改革，是现实政治力量频繁变动的结果，不仅符合这一时期“法令讨论”的主题，也说明乐制在北宋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北宋； 乐改； 大晟乐

作者简介：安国楼，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郑州450000 )。

薛培，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河南大学音乐学院教师。

(郑州450000 )。

乐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朝廷典制，也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更多地体现出本朝自身的特点，也有“三五兴，礼乐不沿袭”之说[1]。

目前学术界对北宋雅乐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某一阶段或某一音乐改变为论述对象，如胡劲菌的3项研究成果[2]。

其次，从史学角度，解析北宋雅乐改革的原因及其目的，如杨倩丽、陈乐保的《用乐以合〈周礼〉：试论北宋宫廷雅乐改革》 [3]、郑月平的《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 [4]。

此外，部分文章以政治制度为论述基础，对宋代宫廷音乐机构和乐官制度进行了梳理。 例如，卫亚浩的《宋代乐府制度研究》 [5]、康瑞军的《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 [6]等。

但由于研究视角和方向不同，这些研究还停留在雅乐制度自身的阐述上，尚未对雅乐改革的社会环境和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北宋王朝的音乐先后经历了“六变”，太祖干德年间的首次音乐改革，主要以律尺形器校风为中心，重构了唐末五代以来废弃的音乐体系。

但是，乐制本身没有大的变化，修改后的朝乐主体仍然是后周期的用乐规制。

第一次乐改只是北宋宫廷在继承旧制的基础上，寻求“雅正”的皇权定位。

本文主要论述仁宗朝至徽宗朝时期，其他五次乐改的始末和原因。

宗景佑李照乐、皇佑阮逸乐沿袭旧制，创造新乐器和律制，参与者众多。

但是，因为违反了旧制，所以最终被放弃了。 神宗元丰杨杰、刘数乐未参与律制改革，乐改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哲宗元祐范镇乐强调“古法”，重视雅乐的政治象征意义； 徽宗崇宁魏汉津乐利用皇权与政治紧密相连，是北宋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乐制改革。

五次音乐改革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问题，而是背后不同政治团体和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仁宗朝两次试验性改革

仁宗朝的两次乐改分别是景祐李照乐和皇祐阮逸乐，两次乐改参与者众多，影响巨大。

都是否定前制创新，否定后周王朴乐，否定太祖以来的和岘乐。

同时，这也是君臣双方大力推进的两次试验性改革。

两次改革从律制的观点出发，制作了新的金石乐器，但都是恢复旧制的结果，最终被废弃了。

但尽管结局相同，但皇佑阮逸乐所蕴含的政治因素更为显著。

1 .“汲意妄行”的李照乐，其实在李照乐改前，仁宗对宋初以来的王朴乐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开始，李照也承认了王朴律准的可行性。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

景祐元年( 1034 )太常燕肃建言“金石不顺，希望周世王朴律准进一步考试”，并得到仁宗的许可。

李照等人开始改造金石形器，第二年，“金石一部分成，帝御延福宫临读焉，对李照说：‘乐果和否？ ”的照片(金石之音，与王朴律准已经合作过，但朴准比古乐高五律，比教坊乐高两律。

臣子想管理并保持节制。

”帝说。 “‘试试看’”。

[7]李照认为王朴律高于古乐律制，欲重建律管形器。

这里所说的古乐音高标准如何，不知道。

以前太祖以为老音高亢，只是一律高亢。

这时，李照差高五律、二律背反说，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李照还批评王朴乐“贪图创造性，不符合古法”[8]。 不适用于本朝等地。

否定先制的崭新论法，改变了仁宗的态度，同意李照“试一试”[9]，即试创生，显然是与王朴对“律准”历来的赞誉背道而驰。

李照乐改当时已经引起了很大的疑问和反对。

“据答帝说，辄说‘今乐高五律’，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

制作钟磬，从率的意义上挖掘一切，延长旧度。

“已故的有识之士都在嘲弄自己。

( 10 )冯元等人认为，李照改乐“古不可法，臣等以为不可者四，不可者一”。 “以雅为郑”、“轻变旧贯”( 11 )等。

左司谏姚仲孙说：“臣盖不知其得何路，辄改之，闻其所为，率多可疑。

“我觉得如果轻轻使用新的规则，就可以把旧制全部赶下台，臣不能偷。

[12]李照乐混淆旧章，被认为是违背乐理率意的行为。

但仁宗以试试看的态度支持道：“帝有许照制器，已行之，欲追其术是非，故仲孙章死不能有司焉。”

[13]经常忽视这些反对意见。

武士史曹修睦甚至提出要治李照的罪。 “修改后的历代乐虽然相当陈腐，但其费用非常广泛，请附司弹劾”。

[14]根据仁宗的加担态度，任何反对意见都不起作用，等待实验结果得到验证。

新乐成后，李照等人获得了改官荣誉，但其修订案暂时废除。

景祐五年( 1038 )右司谏言、直集贤院韩琦说：“见李照所作之乐不循古法，违意妄行，非律，朝廷以之施用，识者久以为非。

( 15 )资政殿大学士宋绶等人也认为，李照乐“少了三律于旧乐，认为伉论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将来在郊外的庙里行礼，用岘港定下的旧乐”( 16 )。

仁宗也不得不承认改革的失败。

于是，他下诏：“仍然是乐制度，李照的所作所为更无济于事。”[17]。

虽然不能使用“察言观色”的新乐，但太祖以来的和岘旧乐仍然是一种可以使用的音乐。

李照乐改是宋初以来第一次否定旧制、抛弃传统的改制，与太祖时修律调音高的和岘港的改制相比，没有实质性的理论依据。

而李照乐创作的金石乐器，去掉四清的声音，不符合古制。

仁宗作为主要推动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君主政治的使然。

后来的庆历五年( 1045 )，与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元、冯元等人共修《一朝大典》《乐书》的，是《李照《乐书》的一节删去()旧本中》。

[18]这次改革是勉强的，没有好事。

2 .再试不成功阮逸乐皇祐四年( 1052 )，据吏部南曹范镇复写，朝廷制乐“敕令下达以来，三年来，有司之论仍未决，盖由不可理其本末也须争”、“今尺律本末未定”

[19]范镇的话表达了对三年乐法之争、巨大财力消耗的不满和批评。

范镇本人推崇益州(治今四川省成都市)乡贡进士房庶提出的“以律生尺”学说。

祐三年( 1051 )十二月，仁宗即《诏王洙镇同如修制所(房)庶说造律，尺、龙》( 20 )。

正这时，“胡瑗、阮逸制乐已有定议，止图送详所，(仁宗)施恩送之”。

[21]即仁宗命范镇依其说改乐时，胡瑛、阮逸送来了“已有定议”的乐改案。 这应该是范镇反对的“不讨论本来就争最后”的方案。

范镇提出反对意见，最终“政权不听”，[22]明显心中有不快，很难实施乐趣法。

胡瑛、阮逸的乐改方案，即阮逸乐。

据范镇记载，历来仵臣议乐，“议者各安所习，久犹犹豫豫，命诸家献钟律，亲自观之”，“上勤制之，不得其时者，司尺不生律。

[23]围绕乐改问题反复讨论，各有说法，未形成一致方案。

事实证明，阮逸乐也是一部打着创新旗号的试验性改作，尽管有“异说”的特点，但仍然无效，仁宗时第二次试验性改作也几乎没有废除。

以上景祐、皇祐两次朝乐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创生器的科学性无法验证。

“就像一个人看到的那样，制作更新的器皿。

定黄钟律，亦极低音，乐其韵，中无倍音。

把马镫里的旧钟作为磬，准备使用新的器具。

上(仁宗)时博是求知者，听话。

音官，乐工知道那不可以，但不敢”。

[24]据欧阳修《归田录》记，“太常所用王朴乐编钟，无不圆而不垂，乃李照、胡瑛之徒，皆以为非也”。

[25]李照、胡瑛等创制器的合理性、科学性存疑。 例如，“以圆形垂下”编辑表。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说：“古人李照、胡瑛、阮逸重铸钟磬，处士徐复笑着说。 “圣人的寓言器能发出声音，不先求其音而使其器更高，用之？ ”照片、瑛、逸的制作长期以来，士兵没有成功。

[26]不先声张，《更其器》的两次改编，违背了乐理，注定了对死亡无能为力的结局。

此后，宋人对两次改革失败的事实也有很多说法。

也有学者认为李照乐改邪归正的原因在于群臣反对，乐工偷梁换柱等，[27]这只是一个侧面的认识。

北宋帝王中，《仁宗窦晓音律》，[28]但偏爱，还不至于沉迷，“朕虽不轻松，至于内外宴不可或缺者，则勉强听之。

往往是平静、安静地坐着，对于妓女能震撼人心的东西，他是坚决鄙视的。

[29]对于“不轻松”的你在十几年内两次推行改革的原因，有学者也曾探讨：“对音乐的理解和熟练，是仁宗选择乐制改革的原因之一。”

[30]两次提出异说，但都没有效果，可能与仁宗慷慨、果敢、不可救药的毅力有关。 “帝天性宽仁，说话者竞相激昂，不洁者莫不镀金”。

[31]由仁宗主导的北宋朝廷，在所谓“垂帘”的藩篱下，似乎致力于追寻和探索“不解之事”，试图推陈出新，但摸不着头脑，未能如愿。

二.神宗、哲宗朝的乐法纠纷

神宗、哲宗两朝的乐改与前期相比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杨杰、刘的一些观点相似，没有乐律问题的争论，而是将改造中心放在乐器造型上。

意见相左的范镇将问题放在乐律改革的问题上，寻求古法。

范镇认为杨杰、刘数乐夹杂郑、卫之音，不符合古制。

杨杰批评范镇乐是“一家之学”，不适用于朝廷。

因为两者雅乐的改革方式不同，所以争论不休。

但实际上，哲宗朝的雅乐是神宗时代乐改的继续。

乐改夹杂着各派系之争，主观性很大，其科学性很难评价。

1 .先声夺人的杨杰、刘何乐神宗元丰三年( 1080 )，杨杰指责朝之“大乐”有“七失”，包括“歌不永言、八音不协和、金石夺伦、乐失节奏、郑声乱雅”( 32 )等，还说“

刘数等人认为，李照、阮逸乐废绝后仍使用王朴乐，“乐工等人从陈开始，用王朴乐钟击碎后，就很难听到清音。

修改律法的话，就可以利用钟磬的清音了。

益王朴钟的声音太高了，用不完。

( 34 )这以乐工的口吻质疑和否定宋初和岘港修改后的王朴乐，再次提出了王朴乐呼声很高的问题。

当初杨杰、刘几之意，以王朴的旧器皿为原型进行打磨，“欲卖王朴的旧表，会有新的乐趣，虽不善，但旧声不可比”[35]。

也就是说，新器皿建成后，即使声音不好，王朴旧器皿也无法检查。

太常寺建议：“李照、胡瑛制作的乐器和石磬的材料不少，可以自己制作新音乐，尝试议员的技巧。”

[36]即先将两次改造后遗留的“不少”形器皿和材料作为试件进行打磨，验证改造后的效果。

但杨杰等人私自打磨出售王朴的旧器。 “在太常寺掌握政权参加考试的前一个晚上，杰乃陈朴钟已经是拙者一县，乐工不公，晚上很简单，但杰弗里知道的事。

明天上台执政，杰厉声说道。 “朴钟很不和谐！ ”乐工一敲，音韵更好，杰不羞”[37]。

这次执政官去太常问“按考”的，原来是王朴旧器，其中一部分被杨杰有意磨损，目的是让这些旧器的效果变差。

对杨杰不满的后台变成“夜易之”，用完整的旧器皿更换损坏的旧器皿，可以起到“音韵变得更好”的效果。

杨杰的《大话》背后，透露着令人质疑的改编动机，其锤式粉碎机的科学性、正确性令人难以想象。

这次修改从一开始就标志着两派纷争的开端。

元丰三年( 1080 )五月，神宗先任诏书为刘几议乐，六月推荐范镇参加，刘几推荐知太常礼院、秘书丞杨杰参加。

刘几、杨杰和范镇，来自不同的推荐渠道，展现了两派之间的矛盾。

如何改革，双方存在很大分歧。

“镇上不用杰议，自制。

乐成，诏褒之。

[38]当时，范镇也定制了音乐改革方案，得到了神宗的肯定。

但刘数、杨杰案仍采用。

同年9月，辞去乐修楽局职务时，神宗赏三人：“范镇令下敕奖谕，而银绢各百头两，杨杰五十头两，刘几许特用明堂恩，奏子若孙一人。”

[39]范镇的法律没有用，但得到了最好的诏书，或者有平衡矛盾的想法。

但范镇显然又面临尴尬，只有推辞才算成功。

在这场纠纷中，杨杰、刘数先取得了胜利。

2 .《一家之法》范镇乐是有“伟人”之称的范镇，对音乐有很深的研究。 “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40]强调对古制的遵从。

长期关心朝廷的乐改，积极参加。

《屡论新乐是非》[41]，仁宗命其言定乐，但因胡瑛、阮逸新乐已，未果。

经英宗至神宗熙宁之初，范镇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功灭。

哲宗即位后，终于迎来了发挥自己法术的机会，能够作为汀试演的，是元祐范镇乐。

元祐三年( 1088 )，范镇等定为“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尺一、杯一、磬一，响石定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垭、箎、巢笙、和笙各二，由景祐中的李照定

当时，“帝(哲宗)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被召执政同视，颁发诏书。

太多的时候，敕令三省、侍从、台阁大臣都去看杨。

小镇已经属于疾病，乐奏三天就会变成灌木丛”[43]。

经过法庭演示，范镇新乐获得了“表彰”。

哲宗赐范镇之诏，“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后之非，闻音知音，以律生尺。

读诗书来，念在筠虡之廷，君臣持相同看法，父亲与老太息。

“嘉叹不会忘记研究观所创造的。

[44]充分肯定这位四朝元老的音乐贡献，称颂其新音乐“嘉叹不忘”，哲宗显然对这次改革很满意。

很遗憾，范镇轻松地死去了。

老臣去世后，昔日的竞争对手杨杰立即反对新乐，“元丰中诏范镇、刘几和臣详细讨论郊庙大乐，说现成奏，与之合作。

近见镇有《元祐新定乐法》，与楽局建议的相当不同。

“不能因为镇上一家说的话而突然改变。

( 45 )另编《元祐乐议》七篇，列举范镇乐之不足。

指“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与赏玩制不同，难以摘取赏玩内相参增损”。

[46]于是，范镇乐置之不理，“乐仍制”。

[47]可见，杨杰反对范镇乐，其实是神宗元丰乐法律纠纷的延续。

“哲宗即位，议乐，又在范镇说。

杰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点磬之非。

”“双方‘异议’自神宗时起，杨杰先胜，哲宗时范镇后胜，但在杨杰的‘反攻’下，范镇乐暂时废了。

说明神宗、哲宗朝的两次改革，其实只是在乐法纷争的前后进行的。

或者说，由于党争因素的混杂，使得进一步评价这两次改革的科学性和价值变得困难。

三.徽宗王朝开创的“一代之乐”

惠宗即位后，大乐制度缺失，演奏声音混淆，太多音乐工作者不完善。

崇宁二年) 1103 )徽宗诏曰：“朕惟隆礼溁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之敢后乎？ 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永世留李。

( 48 )诏书的根本宗旨，是建立符合当代需要、“永世”乐制新典，是推翻宋制乃至前代的新创举。

于是，“乃博谋异人，以汉津之名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49]，崇宁魏汉津乐始。

魏汉津本《蜀中黧卒》、《痴痴》之人。

仁宗皇祐的时候，曾和房庶一起被叫到京师。

徽宗时以蔡京为相，说：“异时大臣都以为庸碌，但与白置讲议司建立了大乐。

但是，京实无知不知乐，官属也无能。

或者，魏汉津知道如何铸鼎取乐。

( 50 )蔡京见之、《悦其孟浪敢言》、《则蚤传于言汉津，黄帝，后为夙法》等，( 51 )将其包装如神话。

魏汉津的“指尺之法”曾一度被扬弃，如今，“徽宗欲创文太平”[52]的朝乐改革愿景相契合，魏汉津学说得以采纳并付诸实施。

魏汉津说，宋初改良后的王朴乐“声合，即非古法”，“圣人以三指为法(所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再铸帝座大钟，再铸四

[53]此次改造也从造型器制作起步，其中“四韵清声钟”应不排斥“四清”之音。

以“圣人三指为法”来制作形器，荒谬绝伦。

魏汉津“发表人主与众不同”等，[54]表现出阿谀奉承之才，迎合了徽宗谋求艺术革新、立下大喜功的朝政风气。

崇宁四年( 1105 )九月，初用新乐、徽宗诏曰：“铸鼎起律，律制器，合庭，八音克调。

“如今追千载难逢，成为一代之制，应该赋予新乐之名，说是《大晟》”。

[55]大观四年( 1110 )御《大晟乐记》中，“艺祖(太祖)时许而峁，仁宗时李照，阮逸，神考时许范镇，刘何。

但先生是俗儒，末世无知，达不到原处，不足以万一奉承，直到现在。

“历经一百五十多年，中正之声已定”。

[56]前五次改革都没有成功，但这次改革的《大晟》新乐，既有宋朝“百年”的兴起，又定位为历史“千载”的集成，否定先机的色彩、创新性、象征性与前几次相比更高

政和三年( 1113 )正式授新乐，徽宗说：“乐得天下，知其旧乐禁止，仍令尚书省采取措施，立法。

( 57 )政和五年) 1115 )、“大隈府雅乐下赠天下州军”，相关图形、谱面释标章、考疏说、乐章歌调一起用镂空发行，此外还有学习时限、巡察赏罚等标准要求。

这样立法推进，“雅乐不能患什么”。

[58]其实施的力度、广度和落实措施可谓空前的绝后。

汉津作为“度”的制乐方法只是一根导线，主要推动者是徽宗。

因此，“纳汉津的说法会变得轻松《大晟》”[ 59 ]只是新乐的脚注。

乐改的过程也不能完全尊重魏汉津的荒谬观点。 例如：“所有的制作器都不成剂量。 劳动者，但是按照法律调整它的话，往往会有非汉津的本说者。

( 60 )抑制器的工人并不完全按照其“本说”，而是根据纪律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因此，器皿制成后的方有“八音克调”的效果。

而且，“韩津每次叹息，还不及初议”。

[61]蔡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

[62]因此，崇宁魏汉津乐并不都是汉津之乐，称之为“徽宗乐”更符合事实。

当时，在乐改争议不断的情况下，徽宗大晟乐的发行就这样中止了近百年的乐议行为。

魏汉津提出的“帝指生律”法不仅有复古的痕迹，而且建立在国王的权威之上，将乐律制度与皇权紧密结合，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方法。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盛乐借助天子的威严，解决了几次争论，这也是政治权力运用得很好的体现。

结束语

晟乐全面推行十多年后，北方金兵南下，徽宗让钦宗。

此后，发生了战争，北宋王朝旋即死亡。

从仁宗到徽宗王朝的五次乐改，虽然道路曲折曲折，但表现出新立异却是一种不变的追求，从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围绕其科学性、实用性等问题争论不休。 正如马端临所说，北宋“乐制改了好几次，但原来可能没有变”。

[63]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宋之乐议，时起时落”[64]，几场乐议及其标新立异的主题，正是北宋礼乐文化的突出特征，在历代典制中屡见不鲜。

论乐制，南宋朱熹说：“而和、胡、阮、李、范、马、刘、杨诸贤之议，终不得相一也，而崇(宁(宣)和)之季，以奸会、黧妞之余

[65]迄今为止诸贤的探索尚无定论，徽宗时的“一代之乐”也难以形成定型的一代制。

北宋儒士在“复古”道路上倾其所有，而“复古”的最终目的事实上都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是北宋宫廷的重要政治举措。

朝乐多种多样、定论不一，各派长期争辩、创新的理念和实践，印证了这一时期“法令论”的崇尚主题，也印证了不断探索“礼乐复兴”之路的时代风尚。

注释

[1]脱离等： 《宋史》卷12《乐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2939页。

[2]胡劲菌相关成果： 《追古制而复雅正：宋初乐制因革考论》、《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 055-79000、《乐制改革所见北宋景祐政治》2016年第12期； 055-79000，《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主要涉及宋初改、李照乐改、徽宗朝改，论述了一定阶段的乐改行为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等问题。

[3]杨倩丽，陈乐保： 《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该文指出，“中和”思想是北宋雅乐改革的主导思想。

指出北宋雅乐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士大夫对音律和乐工不合作、过于追求复古、偏离科学和理论。

[4]郑月平： 《用乐以合〈周礼〉：试论北宋宫廷雅乐改革》，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本文所述北宋雅乐的改革目的是“回归三代”，却忽视了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功能。

[5]卫亚浩：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本文详细论述了宋代的音乐机构，其中“北宋雅乐建设”和“太常寺音乐”两部分简述了雅乐改革的始末。

[6]康瑞军： 《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北宋之雅乐》，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该文主要论述宋代宫廷雅乐、燕乐及鼓乐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7]徐松编辑： 《宋代乐府制度研究》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8]徐松编辑： 《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2页。

[9]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10]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4页。

[11]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忠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4、346、348-349页。

[12]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53页。

[13]李獰：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736页。

[14]李獰：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2746页。

[15]徐松编辑：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5页。

[16]徐松编辑：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5页。

[17]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3页。

[18]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0页。

[19]李獰：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4148，4151页。

[20]李獰：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4122页。

[21]徐松编辑：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22]李獰：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4124页。

“执政”:宋前后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枢密使、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为执政。

[23]李獰：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2004年，第4232-4233页。

[24]李獰：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2756页[25]欧阳修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李国点学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26]李獰：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4233页。

[27]杨倩丽，陈乐保： 《归田录》，《续资治通鉴长编》2016年第2期。

[28]徐松编辑： 《用乐以合〈周礼〉：试论北宋宫廷雅乐改革》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29]徐松编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2页。

[30]胡劲菌： 《宋会要辑稿》，《宋会要辑稿》2016年第12期。

[31]脱离等： 《乐制改革所见北宋景祐政治》卷三百三十七《史学月刊》，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85页。

[32]脱离等：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范镇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2981-2983页。

[33]徐松编辑： 《宋史》第1卷，刘琳，刁忠民点学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1页。

[34]李獰： 《乐志》，中华书局，2004年，第7464-7465页。

[35]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5页。

[36]徐松编辑：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5页。

[37]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5页。

[38]脱离等： 《宋会要辑稿》卷四百四十三《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2页。

[39]徐松编辑： 《宋史》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5页。

[40]脱离等： 《杨杰传》卷三百三十七《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83、10789页。

[41]李獰： 《宋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4440页。

[42]李獰： 《范镇传》，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43-10144页。

[43]脱离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七《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89-10790页。

据《宋史》记载，范镇死于元佑三年闰十二月癸卯朔(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43页)。

[44]司义祖编： 《范镇传》卷一百四十九《长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551页。

[45]徐松编辑： 《宋大诏令集》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1页。

[46]徐松编辑： 《赐范镇进新乐诏》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47]徐松编辑： 《宋会要辑稿》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48]脱离等： 《宋会要辑稿》卷一百二十八《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2998页。

[49]李攸： 《宋史》卷14，《乐志》，《宋朝事实》第60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5页。

[50]陆游撰： 《乐律》卷下，孔凡礼点学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208-209页。

[51]陆游撰：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下，孔凡礼点学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209页。

[52]马端临： 《家世旧闻》卷130 《家世旧闻》，第7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第3993页。

[53]徐松编辑： 《文献通考》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2页。

[54]脱离等： 《乐考三》卷四百六十二《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26页。

[55]脱离等：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魏汉津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3001-3002页。

[56]李攸： 《宋史》卷十四《乐志》，《宋朝事实》第60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7，166页。

[57]司义祖编： 《乐律》卷一百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552页。

[58]徐松编辑： 《宋大诏令集》第1卷，刘琳、刁钟民等学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

[59]司义祖编： 《行大晟新乐御笔手诏》卷一百四十九《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62年，第551页。

[60]马端临： 《宋大诏令集》卷130 《行大晟新乐御笔手诏》，第7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第3992页。

[61]蔡绦： 《文献通考》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87页。

[62]脱离等： 《乐考三》卷四百六十二《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26页。

[63]马端临： 《宋史》卷一百三十《魏汉津传》，第7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第3994页。

[64]脱离等： 《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一《乐考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055页。

[65]朱熹： 《宋史》卷七十六《乐志》，《晦庵集》第114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8页。

“和、胡、阮、李、范、马、刘、杨诸贤”指的是和岘、胡瑛、阮逸、李照、范镇、司马光、刘几、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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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