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我是美国的医生。

张进，中国现代文学大家张恨水的孙女，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数学和物理。

在人人都要下乡、被派往三线工厂的艰难时期，辛苦的母亲不想让独生女再受苦，看到医务室的医生实在捡不了屎种地，决定高考时让女儿学医。

为此，张进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儿童医院行医，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39岁时，把医生当成自己的事业的她又义无反顾地回到校园读医学博士。

15年来，她在自己选择的行医之路上，历尽千辛万苦，这一切都源于她的初心不改、执着。

这周，一起听她的故事吧——

侨报记者崔国萆

小时候的张进和爷爷张恨水等亲人在一起。

张进老师和同事们。

(正文照片除签名者外，均提供给张进)

在美国当医生15年的张进医生充满了自信。

( (崔国荃摄) ) )。

张进老师在北京举行的高峰论坛上做了报告。

张进和爸爸张二水在一起。

张进和丈夫孙澜涛带着儿子访问祖父故居。

从小就喜欢穷人家

我生在北京，长在西四的砖巷里。 那里有祖父的家。

我小时候父母被下放农村，后来搬到湖北荆门市搞三线建设，留在了爷爷家。

但是文革开始了，家里不能请人照顾了，我就被送到离爷爷家不远的李奶奶家，父母每月付给李奶奶十五元钱，让他们照顾。

那时，爷爷中风了，但因为没有人照顾，生活也很悲伤。

1967年祖父去世了。 我才几岁，除了对祖父的庭院、书架、茶碗等有印象外，什么记忆都没有了。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家和别人不一样，也不太喜欢。

我又在李奶奶家，家境贫寒，从小就把李奶奶家当成自己的家，所以那种心情一直很复杂，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

有一天，一个同学在宿舍里聊天。 她说，在路上看到报摊，她就吆喝：“看报纸、看报纸，鸳鸯蝴蝶派代表张恨水。” 那时，我突然忍不住说。 “张恨水是爷爷，他不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

我讨厌听爷爷说我是鸳鸯蝴蝶派，觉得这不是革命性的，所以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现在老了，回头看也无所谓，但到底是什么派，那只是研究者制定的分类。

报考医学院

我在北京读完小学三年级，去了父母三线工厂所在的湖北荆门市。

那时，当地的教育水平落后，我直接上了初一。

因为年纪和脑子都是班里最小的，老是被欺负，捡屎的时候也捡不到人，总是到了最后一拨才能当红小兵、红卫兵。

转眼就到高考的时候了。

我父亲张二水当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石油冶炼系，一年后离开清华，创办了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前身)，父亲后来从这所学校毕业。

因为父亲是学工程学的，从小他和我就讨论数学和物理。 我从小也喜欢数理化。

提交高考申请书时，父亲想让我学习相似的专业，但母亲不同意。 他说以后给我找一份能吃饭但不需要受苦的工作。

在干校干了种稻、捡粪、拉钢筋等重活的母亲，见医务室的医生不需要种田捡粪，就叫小张学医。

当时北京有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前者毕业后分配给全国，后者分配给北京。

好不容易从三线工厂回到北京的父母舍不得让我离开北京，所以选择了北二医。

在北京儿童医院行医

1982年，我进入北二医儿科系学习了五年。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 这对我的一生影响特别大。

那一年我才23岁多，尽管很年轻，但是每天来儿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所以很忙。 我一天看50个患者，有时一天得做20个扁桃体切除手术。

当时，全国的唇裂儿都被送到北京的儿童医院，我所在科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缝合唇裂。

虽然自己只是助手而不是主刀，但通过观察、偶尔做手术，缝合技术等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至今仍受益匪浅。

当时很多患者不喜欢看年轻医生，有些医生也不喜欢看孩子。

但是，有一位父母带着儿子来看病的时候，一直来找我看病。

那位父母说，你虽然年轻，却有一张苗条的脸，我信任你。

这些我一直记住到今天，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在儿童医院行医的经历至今难忘。 那时科主任带着我和其他年轻医生在内蒙古做手术，给了我很多荣誉。 直到今天都忘不了。

在哥哥的大学学习

我和孙澜涛结婚后，当时在中国文化部工作的他被派往纽约领事馆，我通过留学来到美国，在纽约斯坦岛的一所学院学习生物。

因为没有钱，我也到处打工。 我不仅在洗衣店工作过，而且每周只赚50元。 也可以看孩子。

后来，有个同学建议我去哥哥的公共卫生学院读研究生。 我说在实验室当助手可以免除学费。

经过艰苦的努力，我考上了哥哥大学。

两年后硕士毕业，我也在纽约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找到了工作。

在实验室里我做研究员，和瓶罐交往了将近10年。

10年来，我的儿子虎出生了，澜涛也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但十年来当医生的愿望依然强烈存在于我心中，我觉得实验室工作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

39岁的时候，我决定回到校园，实现继续当医生的梦想。

39岁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考医生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报考医生，按照“三部曲”一步一步拿到驾照，然后成为住院医生。

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学过儿科，也不了解美国的医疗系统，所以39岁的时候进入纽约科技大学医学院开始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回到校园的第一节课令人难忘。 教我握手。 也就是说，作为医生的你进入诊察室向患者介绍自己时，怎么握手？

一般来说，中国女性在握手时，为了展示自己的妖娆和矜持，只需要伸出几个手指头来握住。

但是老师告诉我握手的时候，要把整个手伸出对方的手掌，然后用力握着，表达你的真诚。

考试中还有“见患者”的考试。 学校请演员来扮演各种各样的患者。 这些患者会对你见到他们时的成绩一一打分，学校会记录下你的成绩给你看。

这些课是我在北二医上学的时候没听说过的。

四年的博士学习非常困难和痛苦。

我回到校园的时候，儿子才五岁，每天丈夫都接送他。 那时，所有的活动和派对都没有参加，每天都是学校、考试、读书。

独立日假日，澜涛带着儿子去参加晚会，我一个人在家苦读。

突然我觉得自己崩溃了，看不了两三个小时，好像生病了。

我忍不住打电话给住在华盛顿的婶婶，她劝了我很久。

有一次在学校考试，有个老师批评我，去洗手间哭了起来。

回想这四年的学习，确实很辛苦，但也很值得。 它让我了解了美中医学的不同，也掌握了美国的医疗知识、理念和方式。

如果没有这四年的学习，也没有今天我给各族患者看病的信心。

当住院医生

博士毕业后，我在Far Rockaway的圣约翰主教医院当住院医生，一切从头开始。

在美国，住院医生是地位最低的医生，尤其是第一年最辛苦，给你最多的值班，最多的夜班，高压下训练你。

我以前经常上夜班。 早上9点上夜班，晚上7点又回到医院值班。 都是澜涛接送孩子。

为了看孩子，早上下班马上回家，送儿子上学，再睡几个小时，起床为父子俩准备吃点东西，再回到医院。

每天都这么刮风，忘了什么是女人，甚至忘了女人是怎么享受的，怎么打扮的。

当时我的大学同学，国内有当院长的，也有当教授的，也有名医博导的，但我从头做起，有时候觉得自己想不开，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一看到患者需要救治，一看到孤独的老人们，就没时间想这些，埋头工作。

当医生

经过三年的住院医师研修，从2009年开始了执业医师的职业生涯。

最初在贝塞的诊所工作，两年多后，这家诊所的老板因离婚诉讼而关门。

我又被猎头挖了出来，在一家快速诊疗的连锁医疗机构UMD做医生。 我在曼哈顿联合广场的一家诊所工作。 接触的患者中99%是年轻白人。

一家诊所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帅哥，他说他的脖子动不了了。 诊疗后，我发现枕头掉了，打了封闭针。

后来帅哥又要我向医生证明他今天不能Gym，我很奇怪他为什么？ 他是模特，回答说必须每天玩Gym。

患者离开后，护士和我马上在谷歌上查了一下，发现那个人是来自欧洲的有名的大模特。

我在UMD工作了4年，诊所所在的地区有很多同性恋，所以我对同性恋文化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去年7月，我应邀参加了由北京儿童医院主办的“2016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及性腺疾病高峰论坛”，介绍了“纽约社区变性者/同性恋者常见病与问题处理”，并与同行进行了交流。

2016年12月，想独立开业的想法终于付诸实施，从选址到装修诊所花了将近一年时间。

诊所虽然不大，但被比作让患者放松的SPA。

这确实是我的初衷，我想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建造诊所，成为和患者们讨论治疗方案和今天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地方。

我的诊所还在试运营中，去年12月法拉盛快速诊疗中心开业，并被聘为医学部长。

快速诊疗在纽约不少，但在华社还是个新生事物。 以前自己从事快速诊疗多年，经验丰富，又能使自己的缝合技术等有很大发展，所以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初心不变

屈指一算，我在美国离医生的路已经15年了。

虽然从39岁的时候就重新开始了，但是想起来一点也不后悔。

如果我不回医学院当医生，我想我会后悔一辈子。

有一次，“谁对你影响最大？ 儿子代替我回答了your patient！ 是的，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一个患者。

博士毕业后，我在第一家诊所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脸上有疤痕的患者。

打招呼后，我看了他的检查报告，发现他的胆固醇有点高，建议他做运动。

他说，我终于敢骑自行车了，我为什么？ 他开始和我说话了。

这是他20多岁时人生最糟糕的时刻。 妻子和他离婚了，也失去了工作。 他骑着摩托车上了495高速公路，一辆车撞到了他，从他戴头盔的脸上被压了下来。

在医院抢救三个月后，他离开医院，和朋友去超市买东西时，一个小女孩见到他哭了起来。

回到家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多次试图自杀，但都被人们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20年来，他前后做了十几次手术，有了今天的样子，现在也敢上街骑自行车。

听了他的经历，我告诉他我应该为今天所拥有的感到非常自豪。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也被他的坚强感动了，他也让我感受到了作为医生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这几年我的付出也很多，家庭生活和婚姻也受到了影响，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学习和成长。

我又回到诊察室，成为了喜欢的医生。 无论接受哪个民族的诊察，我一点也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