璧山区美国研究生留学：抗战时期，“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在璧山兴隆场的往事

由作家谭楷所著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天地出版社）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百岁老人伊莎白柯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文学。

伊莎白柯鲁克1915年生于中国成都，她亲历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巨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创建到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作者谭楷历时三年，通过大量的采访和实地考察，用30余万字和部分珍贵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在中国成都华西坝的成长，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和丈夫柯鲁克一起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加入英国共产党，随后回到中国解放区考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英语教学、促进对外友好交流等丰富的百年人生经历。

作为人类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者、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者，伊莎白柯鲁克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奋力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用一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中国，传播了和平美好的中国声音”。

第一读者客户端获得授权，现摘录部分章节内容，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添加）

◆第五章青春的丰碑：《兴隆场》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四川的老百姓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在离陪都重庆不远的璧山兴隆场（今大兴镇），有日寇飞机在头顶飞过，有爆炸声响起。伊莎白深切感受到：这就是战争！它使民众的苦难更加深重了。伊莎白和俞锡玑，在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来到兴隆场做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写出《兴隆场》的初稿，实在令人钦佩。

◇初识晏阳初

伊莎白从杂谷脑河归来之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前辈们对这位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加拿大姑娘，不能不刮目相看。她绝不是那种凭一时的好奇心，在险山恶水中寻刺激的姑娘，她是在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学问。葛维汉向专家们介绍说，在羌寨佳山，在藏寨八什闹，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白天走村串户，夜里整理笔记，带回来一大堆有关人类学的珍贵资料，真是不容易。此前，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莫尔思，带着他的学生杨振华等人走村串寨，已经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伊莎白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吗？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中外专家暗暗吃惊的是，伊莎白并未沿袭前人的路探索，她完全是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按人类学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人与人的差异有两个方面，即“体质”和“心灵”。体质人类学用了比较精确的方法及一套复杂的定义，把人类各支系依他们的体形及生理特性，分成不同的类型。文化人类学研究“心灵”的差异。不同的语言、习惯、思想和信仰，又被组合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以上的差异和所谓“社会嗣业”，正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概念。很显然，伊莎白要在中国研究文化人类学。伊莎白正准备深入杂谷脑河谷的藏羌山寨继续探索时，却突然接到一项新的重要任务。1940年，协进会的农村工作任务有重大调整，由原来的福音传道、公共教育和公众健康三大任务，改为改善农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两大任务。这是因为抗战已经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协进会若不在“民生”“经济”上贡献力量，怎能体现救苦救难的大爱之心呢？于是，协进会确立了一个以璧山兴隆场为调查点，由齐鲁大学孙恩三教授负责的项目。经加拿大教会推荐，协进会选中了伊莎白去做田野调查，首要任务是感知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即将实行的乡村建设计划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次是筹办一个食盐合作社，使当地穷苦百姓免受盐价暴涨之苦。对伊莎白而言，去兴隆场，就不得不暂时舍弃已经熟悉的藏羌村寨，走向陌生的川东璧山——在人类学的前辈没有涉猎的地方，迎接一次新的挑战。去璧山之前，葛维汉匆忙赶来通知伊莎白：“你不是想见晏阳初吗？他现在就住在老南门内文庙前街15号省政府招待所，但是他很忙，如果今天下午3点你能赶到，就可以去拜访他。”伊莎白真是喜出望外！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能和享有国际盛誉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见面，不仅是一种荣耀，更能增加自己对未来工作的信心。伊莎白骑上自行车，从校南路出发，一阵风出了校门，经小天竺街、万里桥、南大街，轻轻按几下铃铛，不到20分钟，就钻进了文庙前街。她试着念了一声：“晏阳初！”真是一个悦耳的名字啊！抬头望望湛蓝的天空，初秋的阳光，温暖而透亮。伊莎白早就听葛维汉讲过，晏阳初191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学者中的学者，精英中的精英！他不求当官发财，经常骑着一头小毛驴，在河北尘土滚滚的农村奔忙，“吃土又吃苦”。他在定县（今定州）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平民教育，吸引了500多名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已经卓有成效。只因日本侵华，河北沦陷而被迫中断。早在1924年，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开始了，当时成立了成都平民教育促进会分会。此后，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陆续成立，并相继开辟白沙、复元、嘉陵、新丰、歌乐山等乡村建设实验区。1940年，晏阳初在北碚歇马场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乡村建设实验又有了新的进展。协进会的璧山兴隆场项目，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有着同样的振兴农村的目标。经葛维汉介绍，晏阳初也很乐意与志同道合的加拿大年轻学者伊莎白面谈。在文庙前街15号，刚刚送走客人的晏阳初，听门卫在身后喊：“晏先生，有客来会你！”他回头一看，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伊莎白，披一身阳光，大步流星走了过来。伊莎白远远伸出手说：“晏博士，您好！”一老一少，热情握手。晏阳初想，他刚给葛维汉打过电话，伊莎白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真是快啊！这个锐气逼人的年轻的人类学者，宛如从深山中急急奔来的一股涌泉，谁也无法预测她的未来将会如何波澜壮阔。50岁的晏阳初，慈眉善目，亲切地微笑着。他贴心的问候，让伊莎白联想到她的中文老师讲的“水深而静”的大江大河。“涌泉”与“江河”，因为有着奔向海洋的同一目标，自然相会了。伊莎白特别欣赏的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人不叫主席，也不叫总裁，而叫总干事——总干实事的人。伊莎白说：“见到您真高兴，您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实干家。”晏阳初谦和地说：“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却有那么多文盲，实在让人羞愧！”他们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摆谈。晏阳初简单地介绍了他的教育理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句在中国社会流传了数千年的至理名言，过去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也不能认真地去实践。直到中国进入民国以后，这句话还只是令人向往的一句空话。今天如果大家认为是‘人民世纪’，就必须从事这种固本的工作。乡村建设就是从经济、政治、教育、卫生各方面为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谋求改善生活的工作，所以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固本的运动。”伊莎白很想知道，晏阳初是虔诚的基督徒，如今是平民教育大家，这样的“大转变”是如何形成的。晏阳初告诉伊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就被北洋政府派往法国，为中国劳工当翻译。在法国，他所接触到的5000名华工，吃苦耐劳，勇敢善良，头脑聪明。他们并不比洋人差啊，为什么中国比欧美国家落后那么多？看看这些劳工吧，他们缺什么？缺文化！缺教育！“大脑矿藏”没有被开采利用起来，几乎完全荒废。他大胆试验，先教35名劳工认字。四个月之后，他们居然能写简单的家信了，这让其他劳工又羡慕又振奋。第二次招生，就有300名劳工报名；第三次招生，竟有1000名劳工报名。最早毕业的35名华工，成为新教员，活跃在工营。35名新教员为了教别人识字，又怕教错了或不会教而失面子，便努力充实自己，不断进步。由此，晏阳初发明了先学引导后学的“导生传习制”。在法国，他摸索出了扫除文盲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经过一战的历练，又取得了扫盲的经验，晏阳初大彻大悟，立志开创中国的平民教育事业。“要改变中国，首先要改变中国的乡村，针对国民的愚、贫、弱、私四大毛病，推行平民教育是最佳的切入点。”对于晏阳初的观点，伊莎白完全心领神会。晏阳初认为，改造好乡村，办好平民教育，才能救苦救难。这需要一大批“走出象牙塔，跳进泥巴墙”的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伊莎白临走时，晏阳初说：“在中国，有文盲，也有‘民盲’。‘民盲’就是身处社会上层不知民间疾苦的人，这种人也是瞎子！”与晏阳初对话，伊莎白感到非常愉快。虽然晏阳初讲的那些话，她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但她坚信，只要像晏阳初那样“吃土又吃苦”，自己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璧山兴隆场的田野调查任务，在人类学方面取得一些成果。◇璧山的天空和村庄一辆烧木柴的长途汽车，冒着浓烟，在盘山路上经过三天颠簸，从成都开到了璧山。伊莎白带着一身烟熏味下了车。先期来到兴隆场的俞锡玑，一个有着圆圆的脸，看上去非常和善的姑娘，专程到县城车站来接伊莎白。偏僻的璧山，爆发出空前的抗战激情。抗战的标语、横幅贴满街巷，从沦陷区流落到璧山的大中学生和本地中小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高唱着抗战歌曲。戏剧教育家熊佛西的演出队正在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吸引了很多观众。突然，空袭的警报声尖啸起来。伊莎白跟随俞锡玑躲进了防空洞，直到警报解除，她们才往兴隆场赶。从县城到兴隆场，不到20里路，竟然走了一天。就在三天前，默默无闻的璧山突然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出了名，因为一场中国空军与日寇空军的大战在璧山的天空上演。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守。中国空军大撤退，进驻四川，以保卫陪都重庆。二战前，日本的年钢铁产量近600万吨，而中国仅有5万吨；开战后，中国工业受到重创，一蹶不振。日本能造航空母舰、飞机、大炮、坦克，中国只能造步枪、轻机枪。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强国硬拼，怎能不付出惨重代价？尤其在航空工业方面，日本年产能已达到1580架飞机，而中国却只能依靠苏联飞机。1940年9月13日清晨，日本海军航空队的36架轰炸机在13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从三个方向直扑重庆。中国空军第三、第四大队的34架苏制伊-15、伊-16战斗机全部出动，迎战日机。双方机群在璧山上空遭遇，日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随即抛掉副油箱冲出编队。中国空军按照以往经验，立即散开，利用自身战机机动性好的优势，在空中画着大圈，力图咬住这种日本新型战斗机。然而，中国飞行员发现，日本这种新型战斗机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好，火力更强劲，远超中国使用的苏制战斗机。空战，从3000米的高空打到1000米的低空。璧山的天空，爆开一团团火球，在凄厉的尖啸声中，中国战机纷纷被击落。空战结果，一种说法是中国战机损失了27架；另一种说法是中国战机全毁13架，损伤11架，人员阵亡10人，伤9人。据日方资料记载，有4架零式战斗机被中国空军击伤。璧山的天幕，用烈火与鲜血书写了悲壮。一架坠毁的中国战机，就在兴隆场的田坝里熊熊燃烧，后来这块田被叫作“飞机田”。璧山百姓看到的，是何等揪心的一幕！空战之后，满天阴霾。兴隆场的空气中，焦煳味久久无法散去。长长的石板路，逶迤于浅山丘陵之中。俞锡玑一边走一边介绍说，乡村建设的华西实验区就在璧山，晏阳初的办公地在来凤驿，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也在来凤驿，卢作孚创办的模范小镇北碚离这里也不远。这意味着，伊莎白与当时中国投身于乡村建设的一批文化巨擘靠得很近。谈到几天前的空战惨败，所有的人都知道，国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税收与征兵的巨大压力，必然会波及兴隆场。对兴隆场的社会调查，在抗战时期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无论是对于协进会制定战时新政策，还是对于人类学家收集鲜活资料，都极为重要。苍茫暮色之中，一棵巨大的黄桷树挺立在岔路口，粗壮的枝丫仿佛伸出的长臂，在招呼远客。俞锡玑说：“兴隆场到了。”一边是一块块冬水田，夹在树木和草丛间，高低错落，映照着灰蒙蒙的天空；一边是两排高高矮矮的民房，夹着场镇唯一的通道—— 一条三尺宽的石板路。石板路随着山坡起伏蜿蜒，伸向远方。走进场口，臭味扑鼻而来。俞锡玑要伊莎白小心脚下，别踩着牛屎猪粪。这是什么地方？整条街简直就是猪圈和垃圾场！还有一个个大小水凼散布其间，稍不注意就会让人栽倒。伊莎白注意到，稍微好一些的房屋，下半截墙体用红砂石砌成，配上粉墙青瓦和厚重木门，门上贴着门神，便显得高出邻居一头。夹杂其间的低矮平房，有的粉墙破旧，甚至露出竹篾黄泥，有的门窗朽烂，甚至歪斜欲倒。贫富差距，由此可见。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呛鼻的柴烟满街乱窜。不时从暗处蹿出一两条野狗，被挑行李的苦力大声呵斥，闪到路边。近1500户人家，有82户就这样挤在场镇上。其余的1000多户人家，散居在场镇外的丘陵之中。此刻，远处山色如黛，炊烟袅袅，灯火闪烁，不时有狗吠声传来。俞锡玑说，因为匪盗厉害，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初来乍到，伊莎白对兴隆场的印象，确实很差。俞锡玑宽慰伊莎白说：“明天是赶场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赶场天确实大不一样。人山人海，推挤喧嚷，像一股汹涌的洪流淹没了整座集镇，死气沉沉的场镇瞬间变身，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伊莎白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喜欢整个旅程。早上8点半到达了璧山，大约半小时后发出了空袭警报，这使我直到下午6点才到达兴隆场。入口处有一棵巨大的黄桷树。……这个场镇的面积至少是我预期的两倍。这里有一条迷人的街道，走在上面，好像在探索一个迷宫。大概是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操心，任何艰难困苦，在伊莎白笔下都是轻描淡写的。难道说，此次兴隆场之行，是在“一条迷人的街道”“探索一个迷宫”吗？这是一张摊开在大地上的试卷，考验着人生地不熟的伊莎白。

◇俞锡玑和蒋旨昂

在协进会孙恩三教授的领导下，投入这项“感知”任务的，除了伊莎白、俞锡玑，还有一名医生朱秀珍和一位教员李文锦，全是女性。她们四人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和一个妇女识字班，还要去镇上小学教卫生学和公民学。伊莎白的合作者俞锡玑，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玄孙女，她的父亲俞同奎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化学系首任系主任，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俞锡玑在上海沪江大学读的是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社会调查还是在北平周边完成的。1937年刚大学毕业就遇上了“七七事变”，她不得不滞留日占区北平。这个“袖子一挽就要做事”的泼辣能干的姑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疗社会服务部找到一份实习工作。当时，门头沟一带已经有八路军的地下武装在活动。一些八路军伤员混在被骡马踢伤的矿工之中被送到协和来治疗。对此，俞锡玑和其他医疗社会工作者心领神会，暗中帮助这些伤员。但是，日本特务也渗透到了医院中。一次，俞锡玑偶然发现一个在医院工作的男子在病人病历上做了特殊标记，一个伤员的病历上竟然用英文赫然写着“此患者是八路军”的字样。俞锡玑把标签拿给好友吴贞看。显然，伤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作为同情者的俞锡玑处境也非常危险，吴贞建议她赶紧逃走。俞锡玑独自从日寇占领的北平，经天津、大连、上海、香港、河内、蒙自，辗转数千里到了西南大后方。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来自“敌伪区”的俞锡玑要前往大后方，需要一个合适的身份。当时协进会正准备派工作人员入川，而中国卫理公会的会督、协进会的总干事是俞锡玑的表姐夫，俞锡玑又是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协进会便决定派俞锡玑入川。晏阳初还委派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的蒋旨昂到兴隆场，协助伊莎白、俞锡玑开展工作。对伊莎白而言，蒋旨昂既是同道，又是学兄。他的经历，伊莎白早有耳闻。蒋旨昂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读书期间，就发表了人类学论文《卢家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里，燕京大学主持的清河实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因为参加实验的人员均是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燕京大学师生。蒋旨昂曾担任清河实验区的社会服务股股长，主要负责儿童工作（包括教育和健康）、妇女工作（包括教育、手工和家事改良）和社会教育工作（包括办壁报、旬报，开设图书馆及平民学校）。在这次实践中，蒋旨昂受到了良好的专业训练。《卢家村》是一篇调查报告。当时，卢家村属于河北省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距离清河实验区很近，故而蒋旨昂有机会对其进行为期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他住在村子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得到的资料丰富、翔实。不少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论文，以《卢家村》的记载为原始资料，引用率很高，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1941年，刚满30岁的蒋旨昂，就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副教授，并开始对“社区政治”进行研究。他发表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是他“社区政治”研究的理论成果。幽默、风趣、温文尔雅的蒋旨昂，接受了晏阳初的委托，经常来兴隆场，毫无保留地向伊莎白介绍自己做田野调查的经验和体会。他说：“同吃、同住、同劳动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他没有讲自己，但讲了一个社会学前辈李景汉在定县翟城村入户调查的故事：那一家农户为了表示对李先生的尊敬，烧水泡茶，并拿出了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李先生喝。当时李先生心里在打鼓，茶壶里面不知道装着多少细菌啊。但是又想，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壶茶就必须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得收拾行李离开定县。他心想，农民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蒋旨昂的英语极为流利，还带有黑人口音。他解释说，在美国留学期间，为了节约经费，他住在黑人较为集中的“贫民区”，听黑人对话听得多了，自然就“染”上了黑人口音。伊莎白、俞锡玑和蒋旨昂经过多次交流，都觉得很有收获，感觉非常愉快。◇一座老屋，一位百岁老人兴隆街86号，一座老房子，灰砖瓦，石门框，门额上荒草萋萋，院子里青苔斑斑。这是兴隆场留下的唯一的老房子，也是当年伊莎白和俞锡玑办妇女识字班的地方。伊莎白在《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简称《兴隆场》）一书中写道：在兴隆场，15岁以上的居民中，大约70%的男人和98%的女人没进过学堂……政府诏令所有16到40岁的文盲必须参加三个月的学习。我们使用大众教育读物，学校被分为少儿班和妇女班。我每周三天教女孩跳民间舞蹈，俞老师教已婚妇女家庭理财。书中记录了妇女识字班18名学生的姓名，年龄从11岁到24岁。当时16岁的曹红英，如今是识字班唯一健在的伊莎白的学生。因为伊莎白中文名字叫饶素梅，学生们都叫她饶老师。说起伊莎白，曹红英老人一下子激动起来，说到动情处老泪长流：“伊莎白是好人哪，没得她，就没得我一辈子的好运气呀！”近百岁的老人，有关青春的记忆，如画面一帧一帧闪过，还是那么清晰。上课了，伊莎白点名，清脆的声音响起：“曹红英！”曹红英回答：“有！”有什么啊？课桌上，有一本薄薄的书《平民千字课》、一支铅笔和一册习字本。课桌前，有注定要在当时社会受歧视、没文化的“睁眼瞎”女子。曹红英和同学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行动，就从这简陋的课堂开始了。《平民千字课》是由陶行知与朱经农根据陈鹤琴《字汇》中统计的频次最高的常见字共同编写的一套用于推行平民教育的教材。《平民千字课》用1000多个常用汉字组成了96篇课文，每课后面将生字单列出来，以突出重点。晏阳初在进行平民教育时也采用了该课本，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比如，第一课《读书》，第二课《报名》，第三课《平等》……伊莎白最喜欢听学生们在认得每一个字并弄懂意思之后齐声朗读课文的声音：你是人，我是人。不分贫与富，不分卑与尊。同是中国人，人人该平等。曹红英上了识字班，能读读写写了，自信的笑容挂在脸上。爱笑的女孩子有好运。那天，她趁天气好将自家的花生晒了一坝。一位翩翩少年路过时说道：“哦哟，好多花生啊。”曹红英一笑：“请啊，随便吃。”这少年才注意到，这个晒花生的女孩子模样乖巧，挺好看，不由得愣住了。曹红英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这少年是孙家孙绍良的儿子孙辉映，正在上高小六年级，后来继续读书并当了小学教师，在兴隆场算是文化人了。经媒人出面撮合，孙、曹两家举办了订婚宴，将协进会的女工作人员全都请去喝了喜酒。宴席上，气氛热烈，一片欢声笑语。因为曹红英找到了如意郎君，识字班的姐妹叽叽喳喳，兴奋了好多天。曹红英更是整天乐呵呵的，陶醉在幸福和甜蜜之中。曹红英说：“我那老头子，后来当上了小学校长，我们养育了六个娃，若不是伊莎白让我上了识字班，我咋个配得上他嘛。”曹红英床头有一个大相框，最显眼的是老夫妻的金婚照，还有1981年伊莎白回到兴隆场时，曹红英和伊莎白、俞锡玑的合影。曹红英的儿媳妇说：“妈妈天天都要看这张照片，想念伊莎白。”当伊莎白了解到曹红英的孙子川川上大学有困难时，她便慷慨支援，直到这孩子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古老的兴隆场，两百多年来如死水一潭，只有赶牲口的吆喝声、茶馆里的喧哗声、做买卖的吵闹声、哗哗的麻将声、地痞流氓的打闹声……而今，场口上突然响起18名女子响亮整齐的读书声，让人一怔！赶场的人们透过窗户，看见一色的女子正端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听课，还有一位会讲中国话的洋人姑娘在上课，真觉得不可思议。变了，变了，兴隆场开始变了！

◇手握打狗棍，走访上千家

做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田野调查。逐户调查开始于1941年1月。那时伊莎白已在镇上住了四个月，她和俞锡玑设计、油印了一份包含户主的性别、年龄、家庭住址、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等内容的调查问卷。从1941年1月到5月下旬，用了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伊莎白和俞锡玑握着打狗棍，将兴隆场1497户人家挨个走访了一遍，按调查问卷，细细填写。由于匪盗猖獗，散居于山间的农户，家家养狗，看家护院，不让生人走近。同时，各家各户也习惯于过各人的日子，很少往来，就连保甲长、治保主任等也常吃闭门羹。这样，赶场天便给伊莎白和俞锡玑做调查提供了好时机。兴隆场三天赶一次场，按习俗，已婚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她们巴不得有个地方歇歇脚，喝碗热水，再摆一会儿龙门阵。这样，每逢赶场天，伊莎白和俞锡玑的住所和办公地就门庭若市，成了妇女专用“茶馆”。这边在喊：“张婆婆，来这儿坐一哈哈儿嘛！”那边在应：“李大娘，我硬是要歇口气了。”这个孃孃，那个姑姑，这个二婶，那个幺妹，喊得热闹，说得亲热。板凳上坐一坐，擦把汗，喝碗水，逗一逗背上的娃娃，说一说家长里短，一阵哈哈笑声，消除了疲劳。全是女人们来来往往，不会引来任何闲言碎语。随着“好客”的名声愈传愈广，客人越来越多。每逢赶场天，专用“茶馆”场场客满，坐了一坝人。旁边，朱医生的诊所，也为田野调查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比如，伊莎白与候诊的病人闲聊几句，关心一下病情，病人就会说起曾经求助于端公神婆、江湖庸医的失败过程；谈及医疗费用，病人或家属就可能谈到家中的经济如何差，又是如何苦苦支撑等情况。就这样，伊莎白她们在与乡民逐步建立起信任的同时，也彻底打消了乡民心头的疑虑。乡民原本以为她们造访，是替征兵、征税的政府办事呢。兴隆场乡村的路大多是黏性很强的黄泥巴路，微雨一下，又溜又滑，有时粘住了草鞋让人拖不动腿，有时又能把人摔个四仰八叉。当伊莎白和俞锡玑手握打狗棍，走到偏僻的独家独户，恶狗扑上来狂吠时，她们会呼唤女主人的名字。女主人推门一看是伊莎白和俞锡玑，便喝住了看家狗，笑着说：“饶老师、俞老师啊，快进屋里坐，屋里坐。”伊莎白与俞锡玑配合默契，发挥所长，每次家访话题取决于当事人一时的兴之所至。虽然这种漫无边际的谈话效率极低，但却是对小镇上各色人等采取不同方式应付生活中种种矛盾的忠实记录。两个姑娘握着两根打狗棍，时而拨开荒草走向竹篱茅屋，时而敲着土路奔向田边地角，时而敲开豪门寻访权贵人家，时而钻进茶馆旁听“讲理”解决纠纷……在兴隆场平静的外表下，有尖锐的甚至戏剧化的冲突。随着调查的深入，她们获取的资料越来越多，也慢慢了解到兴隆场的历史沿革。1740年，这里还是个山垭口。一棵黄桷树撑起巨伞，撒下一片浓荫，有凉风悠悠吹来，走累了的旅客便在树下小憩片刻。之后，树下有了一家小客栈；接着，有一位叫唐明轩的生意人在这里开了一间小茶馆。随着“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浪潮袭来，村民孙忠禄的祖先最早从闽粤交界处迁来璧山，随后搬到村子北端孙家院现在的位置住下来。钟家搬来的时间稍靠后些。随着移民猛增，荒野变熟田，农副产品交易的需求增大，这里自然形成了摊点。1790年，一条通往璧山的石板路竣工后，兴隆场一跃而成为这一带最先出现的集镇之一。调查期间，有时俞锡玑与伊莎白一起出门，有时俞锡玑单独出门，所见所闻，回来就跟伊莎白说，伊莎白就连夜用打字机详细记录下来。就这样，以日记形式写下的长达36万字的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报告——《兴隆场》的初稿，就在夜以继日的打字声中完成了。◇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苦难画卷《兴隆场》用工笔描绘般的细密文字，全景展示了抗战时期川东农村的苦难画卷。兴隆场，既属于农村，又是商贸与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所以在烟火中展现出千姿百态。一些民风民俗，比如神婆看卦、端公跳神、挂红治病、娶亲冲喜、茶馆“讲理”、做冥寿、杀年猪、舞龙灯等，书中都有生动的描写。比如62岁的村民卫顺生病死后，很显然伊莎白和俞锡玑取得了死者家属的充分信任，才得以连续八天八夜观看祭祀场面（其实是巫术活动）。死者生前并未得到应有的照料，与家人关系相当紧张，但丧葬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巫术活动养肥了道士、端公、巫婆，还催生了一条“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充分利用了一种普遍心理，这就是谁都害怕担上“不孝”的恶名，于是在举办丧事时进行攀比，形成“烧钱”比赛。不言而喻，这种恶劣习俗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有的家庭甚至因为办丧事而倾家荡产。1941年，中国进入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四川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越是深入调查，越是触目惊心：底层的百姓，真苦啊！“一切为了抗战！”对于重税，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无须动员，不用解释，因为不断有日寇飞机掠过头顶，不断传来炸死人的消息，农民们只能将裤腰带勒紧再勒紧，无论如何也要完税。而在兴隆场，农民们需要缴纳七个税种。除了重税，四川还是主要兵源地，先后有350多万川军奔赴战场。新兵则主要来自农村。一部分农村青年，深明大义，主动报名参军，更多的则是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被动地去参军。伊莎白了解到：1940年夏，兴隆场三分之二的适龄青年都不在家——有1123人通过报名或强征方式在军队服役，其余的纷纷远走他乡，主要目的是躲壮丁！为什么年轻人要躲壮丁？因为壮丁往往是家中的顶梁柱，一旦参军，全家人的生活将更加困难。伊莎白记录道：为了逃避被抓壮丁，农民巫荣光就剁掉了自己的一根食指。《兴隆场》还写道：有一名妇女嫁给了一个丧偶的男人，对方有残疾，农活全靠19岁的继子来干。不久，她生下一个男孩。新生命的降临带给他们夫妻的不是喜悦，而是绝望。因为一旦成了四口之家，老大就没有理由不被抓壮丁。为了留下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产妇不得不溺死刚出生的儿子。可以想象，写到这一段，伊莎白用颤抖的手敲击键盘时，心灵受到了怎样的震动。伊莎白的目光，总是停留在社会的底层。1941年3月17日，兴隆场西边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件入室抢劫杀人案。两天后的夜里，兴隆场的山梁上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枪声引出了村民方贡宝一家多年来被抢劫的故事。方贡宝告诉伊莎白，参与抢劫的土匪中，竟然有四五个兴隆场的同乡！伊莎白劝方贡宝的老婆去县里告状，方贡宝的老婆断然拒绝。她说，抢劫不会被判处死刑，如果歹徒被从宽处理，反而会报复他们。伊莎白这才明白，在这样的政府治下，勤快老实的劳动者的血汗成果都得不到保护，当土匪做盗贼的犯罪成本如此之低，怎么不让盗匪蜂拥而起，成为灾害？伊莎白还记录了一个“苦命人”的故事。古大娘是个寡妇，60来岁，18年前丈夫去世，土匪庞老二前后抢了她家13次之多。到了最后，家里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土地也被强取豪夺了。她疼爱的自幼体弱多病的老幺，也被抓了壮丁。她想法送钱送礼，也无济于事。这个古大娘，笃信玉皇大帝，每天早上和晚上，她都十分虔诚地跪地念经，尽管她念不利落一句《玉皇经》（过去是小儿子帮助她一起背诵）。她没有成串的念珠，就用豆子替代，心中祈愿玉皇大帝帮助她脱离苦海。伊莎白还认识好几个童养媳。比如赵霍姊，7岁送给邹家当童养媳，12岁了，瘦骨伶仃，身体发育得远远不像这个岁数的女孩。她经常饿肚子，便从婆家跑了出来。她来到伊莎白的协进会办事处时，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伊莎白和俞锡玑把她送回家后，她母亲呵斥道：“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回来了吗！”这位做母亲的竟然没有一点垂怜之心，嫂子也反对她留下，第二天，邹家来人把她接回去了。还有一场悲剧发生在“脾气坏得出奇”的农民陶祝家。陶妻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即将临盆，陶祝却硬要她冒着酷暑下地收豆子。暴晒之下，她晕倒在地，可陶祝却认为她在装病，便找来棍子将她痛打一顿。她再也没有爬起来，几天后便死于流产、大出血。…………伊莎白和俞锡玑用最朴素的语言，不动声色地讲述的这些故事，让人陷入沉思。官、匪、财主的压榨是苦难，是悲剧，底层人们的麻木、自私、凶狠、内斗更是苦难中的苦难、悲剧中的悲剧！这也正是《兴隆场》挖掘出的最深刻、最有价值的篇章。

◇刻骨铭心的败退

伊莎白和俞锡玑做社会调查时，有关地主洪庆云的描述是这样的：14号房：洪庆云一家（两口人）户主洪庆云大约35岁，是个地主，以前拿收来的地租贩鸦片，如今负责在兴隆场收税，开茶馆，兼做其他生意。洪的原配跟两三个孩子在距此五里靠近茅莱山的乡下居住，14号房里住的是他的小老婆……这位洪庆云见人总是满脸堆笑，礼数周到，一开始并未引起伊莎白的注意。是办食盐合作社的事，让洪庆云露出了狰狞面目。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产海盐的中国沿海地区被日寇占领，仅有四川、云南的井盐在日机轰炸下坚持生产，食盐的供应极为紧张，价格不断飞涨，百姓们怨声载道。为了应对食盐短缺、遏制逃税现象、恢复财政稳定，国民政府着手改革盐政，并出台政策，鼓励民间成立食盐合作社，以期打破垄断，让盐价回落到合理的水平。1940年11月下旬，一块写着“兴隆场盐糖合作社”的招牌赫然悬挂在一家商店门口，一时间成为场镇上百姓议论的热点。这是洪庆云的“杰作”——他出资7000元，纠结一帮狐朋狗友，通过贿赂县政府办事员，在县里完成了注册。这家合作社的出现，让12家小店铺关门歇业。洪庆云有了“合作社”的牌子，不但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还操控集市，把盐价哄抬到1.45元一斤。食盐价格，当时璧山是1.05元一斤，重庆仅为0.70元。没有能力远走的买主，明知“合作社”在敲骨吸髓，也只能咬牙买下高价盐；而决心不买本地盐的买主，宁可长途跋涉到别处去买盐。此事，促使孙恩三和协进会启动了成立食盐合作社的计划。歇马场的乡村建设专家都很认同。当时，乡村建设学院是蒋旨昂在负责。孙恩三和蒋旨昂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为兴隆场做一件大好事。1940年12月，乡村建设学院派出了杨晨芳和张富民两位顾问，外带一名年轻的助手来兴隆场工作。一个包括协进会乡村建设工作组成员在内的七人委员会也成立了起来，对办社的程序进行监督。协进会通过与地方名流、学校教员开会，不断向他们宣传食盐合作社的好处。委员会拟挑选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农民进行培训。经反复磋商，选定了曾为兴隆场修过石板路的孙氏家族中的孙宗禄和孙宗尧这一对堂兄弟作为培养对象。洪氏高价坑人盐未能经营多久，1941年4月，“兴隆场盐糖合作社”宣告破产。洪庆云将袖头一甩，两手一摊，做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呀！”洪庆云本人则用低价将囤积的盐全部买走。1941年5月底，也就是洪氏“合作社”倒闭一个月之后，食盐合作社开始以每股10元的价格发售股份。起初买主都很谨慎，直到获悉肯做担保的并非私人或者乡村建设工作组这样初来乍到的团体，而是已经在兴隆场存在了35年以上的教会，情况才有改观。一直以来，兴隆场的传教士们与官场和商界保持着距离，享有清廉的好名声。因此很快便有300人报名入社，总共买走了价值一万元的股份。这样一来，不但项目的启动资金有了保障，也开了一个先例。成功，真是来得太容易了！孙恩三大喜过望！到了6月，孙宗禄被任命为主任会计，全面负责营销业务，并准备采购第一批食盐。事情似乎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其实，早在5月下旬，孙恩三与歇马场派来的顾问关系便突然恶化。常驻重庆的孙恩三偶尔来兴隆场，对张富民、杨晨芳非常无礼。恰恰在此时，乡村建设学院急调张、杨及其助手回歇马场，于是筹办食盐合作社的担子就落在伊莎白和俞锡玑的肩上。屋漏偏逢连夜雨，孙宗尧又奉命去歇马场参加培训。又一位得力干将离去，让伊莎白后背发凉！她已经感觉到，食盐合作社尚未开张，就已经潜伏着危机。反观孙恩三，却天真地以为合作社已经大功告成，用不着操心了。伊莎白始终是清醒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对本地风土人情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所以内心充满忧虑。既担心实验失败使入股社员蒙受损失，又害怕教会因此名誉扫地，再次一蹶不振。不出所料，围绕合作社展开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而开张之日也似乎变得遥遥无期。伊莎白的预感是正确的。孙宗禄终于买回了食盐，准备存放在沿街21号曹跃显的空房里。此前，曹跃显已加入合作社，很爽快地同意拿自己的空房当仓库使用。没料到，7月的一个赶场天，孙宗禄正忙着请师傅粉刷墙壁、打制柜台，曹跃显的老婆突然出现在门口，朝着孙宗禄又吼又叫：“哪个喊你们进来的？搞啥子名堂嘛，简直没得王法了！”原来，兴隆场的人们都晓得，曹跃显平日只顾吃喝玩乐，老婆才是真正的当家人。她扯起嗓子骂了半个小时，招来众多看客，让孙宗禄根本无法招架。这一闹，合作社只得另选一地做仓库。伊莎白和俞锡玑分析，曹跃显的老婆跳出来大闹，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她背后肯定有人挑唆。同时也说明，有钱有势的本地人，对即将开业的合作社是耿耿于怀的。她俩希望合作社尽快开张，为兴隆场的百姓做好事，用事实来回击明的暗的挑衅。到了8月，合作社即使未胎死腹中，也是处于休眠状态。让心急如焚的伊莎白难以理解的是孙恩三的乐观：“单靠动员乡民集资入股就办起了合作社，这在全四川乃至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真是了不起的成就啊！”进入10月，一阵秋风冷雨袭来。“咚咚咚”的敲门声，敲得急促，让人心惊。从黄昏到半夜，一批接一批的社员前来，要求退股退社。真让人焦头烂额！因为政府有规定，成员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合作社才能得到承认，合作社成员锐减，等于自行解体。孙宗尧、俞锡玑苦口婆心地劝慰，好不容易挽留了一部分社员。但退股退社的暗流，已经掀起了波澜，无法挽回了。究竟是谁在暗中捣鬼，要置食盐合作社于死地？10月初，伊莎白接到家信，因为母亲摔伤，她不得不急忙赶回成都去照料母亲。在陪伴母亲的这段日子，她不断收到俞锡玑的来信，讲述兴隆场发生的事情。这些信件，串起了食盐合作社最后的故事：进入11月，终于摊牌了——兴隆场食盐合作社的社员们开会，准备选举经理。乱哄哄的会场，乱哄哄的社员，三五成堆，不知在吵什么，气氛真有些诡异。选谁当经理？有人提出选经过培训、品行好、有能力的孙宗禄，而有人大声喊出一个名字——洪庆云！洪庆云？这让协进会的成员们大吃一惊。这个洪庆云，不就是贩卖鸦片、霸占人妻的洪庆云吗？这个洪庆云，不就是当地百姓切齿痛恨的洪庆云吗？多年来，他以包税人身份代征田税、米税、牲畜税、屠宰税，变着法子赚了多少黑心钱？他办的“合作社”，因赚黑心钱垮掉了。他又低价买下“合作社”里积存的100斤盐，转手把其中一部分以每斤1.75元的价格卖给了孙宗禄负责采购的新合作社，剩下的以每斤2元的高价在璧山出售。这样一个贪得无厌、没有一丝公德心的家伙，如果当选合作社经理，能为大家办好事吗？“选洪庆云！选洪庆云！”会场上，居然有那么多人在大吼大叫。提出选孙宗禄的社员，只好闭口不言。这一出戏，让俞锡玑看蒙了。选举结果——洪庆云扬扬得意，露出一脸奸笑。再看孙宗禄，却沉重地低下了头。令人震惊啊！原来，自从食盐合作社一筹建，这个洪庆云就伙同他的利益集团在埋定时炸弹。听说洪庆云当选，歇马场的专家们瞠目结舌，马上自费赶来，召集社员开会，宣布解散合作社，当场偿还每人名下的股份。当成群的社员排队领钱时，专家们才意识到，大宗的股份早已经换了主人，合作社成为洪氏团伙的投资项目！事后，伊莎白和俞锡玑才了解到，当食盐合作社筹集资金，有不少人出于对协进会的信任打算入社时，洪庆云一伙就四处游说，说内迁的“下江人”不可信。当地农民本来就与有着较多知识精英的“下江人”有隔膜，这样一来，便不敢加入合作社了。洪庆云一伙还让佃户用他们的钱去买股份，却登记了佃户的名字，给协进会造成假象，让过于乐观的孙恩三对可能出现的败局没有丝毫的警惕性。食盐合作社成立的时候，洪庆云便钻了空子，因为办社章程讲得很清楚，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外。这样，洪庆云既然能入社，理所当然拥有被选举权。洪庆云一伙稍加运作，就让洪庆云当上了经理。就像闹着玩似的，佃户们拿到退回来的入股钱，转手就如数还给了洪庆云一伙。协进会的同人们看到这一幕，个个脸红心跳，手心出汗，却一筹莫展！这就是受骗上当的感觉，这就是被人捉弄的感觉！半年多来，满腔热血的投入，殚精竭虑的谋划，苦口婆心的说服，全面细致的准备——伊莎白没有想到，一心为百姓做好事而成立的食盐合作社竟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从表面上看，“敌对”双方是多么不对称啊—— 一边是有政府及其出台的政策支持的、学富五车的乡村建设专家和勤奋工作的协进会成员，一边是不起眼的、盘踞于兴隆场的诡计多端的一窝地头蛇。结果呢，地头蛇完胜！对于这样的结局，协进会成员毫无思想准备，可谓教训惨痛。伊莎白回想起与晏阳初交谈时，晏阳初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两个发现，那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性的发现！）。其一是我们学会了评价农民……我们另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我们受到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要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无知”——真是太深刻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协进会在兴隆场的田野调查项目结束了。伊莎白回了一趟兴隆场，孙恩三不让她带走调查表，为此，双方还闹得有些不愉快。但是，她和俞锡玑合作的宝贵记录，还有牢记在大脑中的丰富感受是谁也夺不走的。识字班的姐妹们送别伊莎白时，一个个哭肿了眼睛。还记得饶素梅老师教的课文吗？第三课《平等》：你是人，我是人。不分贫与富，不分卑与尊。同是中国人，人人该平等。姐妹们不仅会写字了，还理解了课文的含义。上过识字班的姐妹，渐渐少了逆来顺受，多了自信心，生活悄然发生着变化。伊莎白眼含热泪，哽咽着说：“我还会回来的，我忘不了你们！”姐妹们的身影模糊了，兴隆场的房屋模糊了，伊莎白毅然转过身，擦了一把泪水，背上行李，快步上路。几个月前，柯鲁克来兴隆场时，伊莎白与他进行了倾心交谈。一个重要话题是，面对贫穷，中国农民的苦难该如何解决。当时，伊莎白还有着美好的憧憬：我们要办一个食盐合作社；我们要大力推广平民教育，培养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柯鲁克没有伊莎白那样乐观。他的观点是，中国沉疴已深，除了手术——革命，无药可治。现在想来，柯鲁克讲的确实有道理：你们想改变中国吗？一个小小的食盐合作社，只动了利益集团的一小块奶酪，就遭到如此反对，你们还能做什么？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你们还能抱什么希望？兴隆场的地主、富商、黑恶势力与袍哥紧紧纠结，就像老黄桷树那强大的根系，盘根错节，除非来个天翻地覆，不然怎么撼动它？数十年后，经过伊莎白和俞锡玑整理，《兴隆场》一书终于脱稿。《兴隆场》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川东一个小场镇的生存状态，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书中那些细腻的情节、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民俗描绘，让人如临历史的现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兴隆场》的价值。改革开放之后，伊莎白六次回到兴隆场，并与美国学者柯临清合作，对《兴隆场》进行整理、重建。结构上，一改日记式的排列，将相同内容进行合并梳理，条分缕析，归纳提炼，补充整理，使其更便于阅读。

兴隆场，让伊莎白坚定了作为革命者的信心；《兴隆场》一书，是她青春的丰碑。

▲青年时期的伊莎白柯鲁克。

◆第十三章人类学家的情怀与成果

◇80年努力，终于完成扛鼎之作《兴隆场》

1981年，66岁的伊莎白正式退休。她仿佛听见了一种声响。那声响，发自贴着“BISHAN”（璧山）标签的10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在璧山兴隆场做田野调查的全部资料，它们已经沉睡了40年。打开箱子，那些信函、笔记、字条，纸质发黄，字迹变色，甚至墨迹变淡……只要细细阅读，那一股民间烟火气便扑面而来，老黄桷树下居民的喜怒哀乐一下子浮现了出来。即使盖上箱子，也仍能感觉到石板路上，那青春的脚步铿锵有力，锐不可当！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弗思教授的人类学博士，成为一名杰出的人类学家，是伊莎白绘制的“青春路线图”。为此，她与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俞锡玑结伴，在璧山兴隆场做了10个月的入户调查。后来，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她回到中国进入十里店，参与土改运动，此后就留在中国，成为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她名满天下却从未停下脚步，她要继续努力，按“青春路线图”去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类学著作。40年后，伊莎白决定重返兴隆场。当时的兴隆场已与大鹏场合并，改名为大兴。1981年8月，盛夏的阳光亮得令人目眩，伊莎白由大儿子柯鲁、大儿媳马尼陪同，与俞锡玑一起，回到了大兴。1942年，俞锡玑与伊莎白分别之后，先在华西齐鲁联合医院社会服务部和树基儿童学园福幼园工作，后赴加拿大、美国留学，归国后在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和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任教，现也已退休。漫漫40年，恍如隔世。当年两位手持打狗棍的姑娘，如今都已是花甲老人了。她俩一起，故地重游，自然是喜不自禁。当地干部当向导，带着伊莎白一行四处转悠。伊莎白兴致勃勃，手持相机，一路上拍个不停。依然是黄桷树、石板路，场镇上新房耸立，老房子更显沧桑。一位白发奶奶操作着老式织布机，“吱吱叽叽”还在辛勤劳作。仿佛40年来，这台织布机就没有停过。伊莎白拍下了《老织机与老奶奶》《兴隆场老街》《水田与老牛》《收割庄稼》等精彩的照片。“饶小姐回来了！俞小姐回来了！”老一辈的居民，还记得伊莎白、俞锡玑。伊莎白、俞锡玑亲切地跟他们打招呼，不时停下来摆几句龙门阵。短短一周时间，她们走访了农户，参观了沼气池，调查了市场，听取了当地干部介绍璧山和大兴40年来在农田水利、医疗卫生、乡镇企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青春的记忆又被激活了。伊莎白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的前言中写道：这次重访让我们对早年进行的社会调查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一年后，我从北外退休，立即着手整理这批久被遗忘的资料。这时俞锡玑的兴趣和事业都已转向别处，写作任务只能由我独自承担下来。即便如此，眼前这本书仍然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晶。俞的视力不好，已无法阅读，但每当我将写好的章节念给她听时，总能收获到坦诚而有益的批评、指正和评价。1983年，我们又一次回到兴隆场，目的是去核对写作过程中暴露出的新问题，并顺便了解一下1940至1941年间那些曾在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的命运。但愿今后能有机会将这次访问的结果公之于众。我虽然负责本书的最终执笔，当初从事调查活动时俞锡玑却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俩各有所长，在许多方面都相得益彰。她绝对是一个合格的访谈家，善于聆听别人的倾诉，同时又不失一个务实的研究者对事物本身所持的怀疑精神；我则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把她收集来的资料细加梳理，去芜存菁。迟至今日我才意识到，将这些调查整理成书，对有关学者或许不无裨益。中国一向有“文责自负”的传统，但我坚持在书中使用“我们”的称谓，因为若没有俞锡玑所做的一切，本书也就无从谈起。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陪同伊莎白去璧山的大儿子柯鲁，真是一个有心人。他们去璧山县政府座谈时，柯鲁就问：“这里是原来的县衙门，应当有照壁，附近也应该有文庙、书院。现在怎么都没有了？”这一问，让当地干部吃惊不小。原来，柯鲁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曾想：妈妈常常念叨璧山，璧山到底有何魅力，能让妈妈如此怀念？他便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细阅了清同治年间修订的《璧山县志》，对其风物描绘铭记于心。经柯鲁这么一说，璧山的同志发现，县上根本找不着清代的《璧山县志》。第二年，柯鲁将十卷本百万字的《璧山县志》完整复印下来，赠送给璧山，为璧山新修县志提供了重要的翔实的史料。接下来的10年，伊莎白忙于核对笔记、整理手稿，并经常找退休之后在北京定居的俞锡玑深入交流。远在英国的弗思教授，一如既往地给伊莎白指导和帮助。1992年，弗思问伊莎白：“你写的东西究竟属于地方志还是人类学？”当时，伊莎白还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弗思之问”。经反复思考，伊莎白认为，《兴隆场》既要有地方志脉络，又要有人类学演绎，两方面的内容都要写。考虑到任务艰巨，她邀请比自己小31岁的美国学者柯临清参加到新的写作计划中来。柯临清是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她熟悉中国历史，又擅长对冗杂的原始资料做细致的分析、提炼和总结。伊莎白与柯临清一见如故，配合默契，她们决定将研究的重点偏向历史学，不是泛泛地罗列素材，而是围绕地方主义观念以及当地人对变革的态度重新架构全书。虽然基础材料仍然是1941年的田野调查手记，内容却被进一步提炼成历史分析报告。从全书结构上来看，上篇《本地人》五章，与下篇《外来人》五章相对应。上篇涉及场镇生活、农业劳动、宗族、袍哥等，下篇涉及改革家（平民教育）、协进会“下乡”、公共卫生、新旧婚俗、食盐合作社的兴衰等，结构十分严谨。新版不仅充实了内容，而且在作者伊莎白、柯临清之后，特别标明“顾问俞锡玑”，以表明俞锡玑对这本书的贡献。2012年7月，一个雷鸣电闪、风雨大作的晚上，伊莎白接到了来自美国的噩耗：66岁的柯临清病逝！伊莎白痛心不已：“作为我的挚友、同事，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教授、母亲和妻子，她本应有更长、更硕果累累的人生和学术道路要走啊！”而更早，在2006年，92岁的俞锡玑病逝。《兴隆场》的两位亲密的合作者，已经不在人间了。伊莎白，直到97岁高龄，还在对新版《兴隆场》书稿做最后的修订。放下放大镜，手抚书稿，泪水不断溢出眼眶，伊莎白说：“三位作者中，如今仅剩我一人健在。每念及此，不由唏嘘不已！”2018年11月，《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伊莎白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的出版之路既漫长又曲折，就像蜿蜒在70多年前我曾待过的那个四川小镇上的青石小巷。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从那里起步的。如果从1938年11月伊莎白在四川汉源开始人类学的最初调查算起，那就是经过80年来不懈的努力，她终于完成了这部人类学的扛鼎之作。

◇人类学家的“贫困生情结”

1983年，就在伊莎白第二次回到兴隆场时，她结识了大兴小学校长巫智敏。这以后的21年，伊莎白五次回到兴隆场，巫智敏都会陪同，加之频繁的书信往来，两人成为相知甚深的老朋友。如今，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红光满面，声音洪亮，说起伊莎白时仍滔滔不绝。巫校长说：“我最佩服伊莎白的远见，她很会发现问题。比如我们搞城镇化，把学校也拆了，或者合并了，她就有不同意见。实践证明，她是对的。她写给温家宝总理的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意见，我也拜读过了，写得非常好，有真知灼见！她善于调查研究，喜欢自己选点。她总是边提问边录音边记录，细细问一次，就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全都问到了。你要是没有准备，或者胡说八道，她就会把你问得非常恼火。“她生活上非常艰苦朴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和柯鲁克就要求把工资降下来。困难时期，他们又要求降工资，跟中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她现在住着1955年的老房子，家具也是那个年代的。一张窄窄的钢丝床，睡了几十年了。一件睡衣，都打上了补丁。“到了基层，她不喜欢‘罗汉请观音’，一吃饭就是一大堆陪客，一桌子珍馐美味。我陪她和柯临清去下面调查，她总是说‘我们不回去吃饭’。我们悄悄地在场镇上转悠，钻小饭馆，吃豆花饭，喝素菜汤。每个人才吃十来块钱，她吃得很香，很高兴。“她不喜欢坐车，上我们大兴镇的茅莱山，那么陡的山坡坡，年轻人爬上去都要出一身大汗，她都八九十岁的人了，坚持要自个儿朝山上爬，一路上还嘻嘻哈哈。哎呀，那精神之好，腿脚之灵活，真叫我们佩服。“她还特别能为别人着想。她在写《兴隆场》时，就考虑到，写一些重要人物，如果真名真姓地写，会给这些人的后代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就用化名来替代。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她的地方。”作为大兴镇和伊莎白交往最紧密的朋友，巫校长长期管理着“伊莎白?柯临清助学基金”（简称“伊柯基金”）。1999年6月18日，在大兴镇，伊莎白、柯临清与主管教育的副镇长签下了相关协议。柯临清不仅是伊莎白在学术著作方面的亲密合作者，也是深受伊莎白影响的人。她目睹了大兴镇居民曹红英和伊莎白40年后重逢相拥而泣的场面，感动不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在中国流行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在签下协议之后，她说：“伊莎白给我说过，她早已把四川、重庆当作自己的故乡，视这里的乡亲为娘家人。五六十年来，这份情义无法表达。她和我商量过了，我们决定要为兴隆场做点实事。帮助贫困学生，是我们义不容辞、非常乐意做的事情。”大兴镇挑选了吴开荣、周露霞、杨元依等1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作为“伊柯基金”的第一批受益者。回到北京后，心细如发的伊莎白突然想到，当助学金交到孩子们手中时，孩子们会不会有心理压力？再翻看协议，她越看越不安。伊莎白立即给巫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谈道：我留意到在我们签订的协议里，规定了获奖的学生必须考出高于平均成绩的分数才能继续获得资助，这合理吗？贫困学生也许要帮助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种地或做家务，所以要求他们超过平均成绩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压力。我们想，你能否请人专门留意一下孩子们的身体和他们的课外负担？……紧接着，在第二封信中，伊莎白谈道：他们（受资助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必须拿高分，但是柯临清和我都只关心他们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及他们的身心是否健康。这十个孩子在家都有繁重的家务，我想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都不太好，他们并不需要奋力争取好分数……巫校长反复阅读伊莎白的信，禁不住连连感叹：“伊莎白对贫困学生的关爱，真是细致入微到难以想象！”伊莎白还要求，每一位获得助学金的学生都要给她写信，谈学习和生活，谈心中的快乐和苦恼。她每年春节都会给孩子们寄去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还会写上鼓励的话。伊莎白的英文信，要请人翻译成中文，让人字字句句细细念读确认无误之后，再寄出去。10个孩子，哪怕每年只给每个孩子回四五封信，也有几十封。这些信要翻译妥帖，其工作量不小。参加译信工作的，有伊莎白的同事、学生、朋友。后来，璧山区档案馆整理这些书信时，发现译信人中还有著名的英语教育家陈琳、靳云秀。可见伊莎白动用了一切力量，为贫困学生送去了暖心的帮助。伊莎白还给巫校长写信说：“现在的物价涨了，如果孩子们的学费有变化，请及时告诉我，我随时增加助学金。如果孩子们考上高中和大学，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请一定告诉我，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巫校长说：“‘伊柯基金’先后资助了三批学生，第一批10名，第二批19名，第三批17名。最先得到资助的10名贫困中小学生中，吴开荣、周露霞、杨元依三位考上大学后，继续得到‘伊柯基金’的资助。这三个女生现在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

◇“我心中的伊莎白奶奶”

周露霞、吴开荣完全是重庆女孩说话的风格，语速很快，直截了当，如机枪扫射，不到半小时，就把“我心中的伊莎白奶奶”这个主题讲得明明白白。周露霞说：“5岁那年，我妈妈得了心脏病，突然去世了。我的童年，不仅贫困，还失去了母爱。爷爷和爸爸承包土地种玉米，也种莲藕，非常辛苦。城里人不晓得，一两块钱一斤的藕是咋个种出来，又咋个从稀泥里抠出来的；城里人更不晓得，一个贫困的农村女孩子有多自卑！自卑，会压垮一个人，会扭曲一个人！“我曾在重庆石桥铺的小餐馆吃过一碗蛋炒饭。一看价钱，两元五角钱。天哪，这么贵的蛋炒饭，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我一天的伙食费才两元钱。吃了这碗蛋炒饭，明天咋个办？“乡下的贫困学生进城是啥子感觉，别人一句踏屑（故意贬低）的话，用轻蔑的眼光盯你一眼，你都会很受伤。“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伊柯基金’来了。初中每年资助1000元，高中每年资助3000元，大学每年资助6000元，让我完全没了后顾之忧。不只是钱，伊莎白奶奶每年寄来的贺卡，还有一封又一封的信，写满了鼓励的话，让我感到非常暖心。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名教授、国际名人，如此关心我、爱护我，我想，我从小没有了妈妈，但北京有个奶奶——我不会比别的同学差。这一想，我觉得有底气了！“毕业那一段时间，由于邮箱出了点问题，我们失联了几个月。伊莎白奶奶就着急了，通过巫校长打听我找到工作没有。后来，我考上了‘村官’。如今，我有个好老公，小家庭的生活幸福美满。“细细回忆这20年，伊莎白奶奶不仅通过‘伊柯基金’资助我上学，还花了很多时间给我写信，让我抛弃了自卑感，挺起脊梁做人。她给予我的精神力量，是我一生的财富。”吴开荣说：“我的童年非常不幸，我最不愿意回忆童年。我妈妈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打我，哪个也劝不到她。9岁那年，妈妈再也不打我了，因为她离家出走了。后来，我懂了，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加之两个人又脾气不合，矛盾不断，所以妈妈拿我来出气。妈妈走后，我就跟爸爸相依为命。“爸爸在家具厂打工，那时候的设备比较陈旧，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有一次操作不当，被电锯锯断了几根手指。因为是亲戚办的厂，所以也没有什么赔偿。那一年，我11岁。“爸爸受伤住院，就留我一个人在家。我一放学回家就打猪草，喂猪，洗衣，还要赶作业。做饭也是自己挑水做，因为人小力气不足，水都是半桶半桶地挑回家的。第一回炒菜都炒煳了。“后来，老师说，有两个外国友人，一个是伊莎白奶奶，一个是柯临清阿姨，给我发了助学金，要我好好读书。我好高兴啊！我给她们写了信，因为怕写错了，所以信都写得很短。我晓得，除了我，还有九位同学受到了她们的资助。“2001年，心中一直牵挂着我们贫困生的伊莎白奶奶和柯临清阿姨，再次回到大兴镇。万万想不到，她们会到我家里来看我！“那一天，天气特别好，真是阳光灿烂，大家无拘无束地坐在院子里摆龙门阵。伊莎白奶奶发现邻居吴婆婆有点面熟，便打招呼，吴婆婆才晓得她是饶小姐，于是两个人亲亲热热地摆了起来。眼看到了中午开饭时间，家中只有儿菜，咋个待客嘛。伊莎白奶奶说，这就挺好了。结果，爸爸炒了一盘儿菜，我从泡菜坛子里捞出泡笋子，两样素菜下白米干饭。那新鲜儿菜又嫩又脆，口感好。伊莎白奶奶和柯临清阿姨不断地说‘好吃好吃’。她们吃得很香，我和爸爸感到很高兴。临别时，伊莎白奶奶送给我一本她签了名的《新华字典》，鼓励我好好读书。“从那天起，我感到总有一束阳光照着我，生活不再暗淡。但是，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璧山中学。想到爸爸是残疾人，确实不忍心让他来养我，我就到一个皮鞋师傅家去当学徒。学校开学两个星期之后，班主任看到我弃学打工，连说‘可惜可惜’。没过两天，班主任又到我家来，说是‘伊柯基金’已经到账，动员我回学校复读一年。就这样，我复读一年之后，考上了璧山中学，后来又考上了大学。“我经常读伊莎白奶奶给我的信。对于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端，她看得一清二楚。她在信中说：你不要过分担心你的分数，只要你尽努力去理解你的所学……“读另一封信，完全是奶奶对孙辈的娓娓道来：我很开心，现在中国的考试制度改变了，可以在毕业考试成绩下来之后，再填报你感兴趣的专业。你对设计特别感兴趣，你能不能查一下各个大学或技术院校开设什么课程，也查一下有什么特殊要求，也许你的老师可以给你出主意，就像你说的，人们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会感到非常高兴。我像你一样，经常听音乐，使自己放松放松。现在我年纪大了，也常常在上床以前听听音乐。另外一样东西能使你放松，就是诗歌。如果你睡不着，就拿一首诗来念一念，再思考一下这首诗的意蕴……“2012年，我得知柯临清阿姨去世的消息后，哭得稀里哗啦，完全控制不住。我失去了一个亲人、一个知心的朋友、一个敬佩的导师，硬是心痛惨了！“现在，我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爸爸在大兴老家有社保，有房子，生活得很好。我常想，若不是‘伊柯基金’资助我上学，或许我就在皮鞋师傅那里继续打工，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是伊莎白奶奶，她带来了一束阳光，照亮了我们一家人。”回看伊莎白与大兴镇孩子们的交往，细思伊莎白的“兴隆场情结”，她是以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的身份走进这个贫瘠的村庄的，而随着深入底层，她怎么就从“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呢？伊莎白的老师弗思，不愧是人类学先驱。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认为“应用人类学”将是二战之后重点发展的一门学科。他曾写道：“有迹象表明，人类学将被要求承担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大家乐意见到的事情。通过进行社会背景研究，帮助找到冲突根源或计划难以实施的毛病所在，同时成功预测某项措施的社会效果，等等，人类学家将来一定会比今天更有作为。”弗思还谈道：“人类学应该对它所研究的社会有所贡献。”实际上，从1947年伊莎白走进解放区时，她就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了，她也成了一名积极的“参与者”。从兴隆场到十里店，她都在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而不断贡献力量。伊莎白对于人类学的贡献，不仅写在《十里店》和《兴隆场》等书里，也写在中国大地上，铭刻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