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留学生的去留选择

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生活已经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我住在这里，和所有的一切在一起。

——S.A.Alexievich

新冠肺炎来袭 | 南大学子防疫观察（七十二）

南大新传“未来编辑部”出品

作者:

于帆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黄雯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在法国交换的小谷选择回国，在瑞士留学的小斯选择留下，而本应返回澳洲开始新学期的婉婉，却无法返澳……如果说，小谷和小斯是自己主动做出选择，而婉婉则无可奈何之下被迫做出选择。

疫情之下，留学生群体的去留问题，成为许多家庭的牵挂。

选择回国

2020年3月14日，北京时间11：30。

一架从法国戴高乐机场起飞的国航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平稳落地。戴着口罩的小谷，随乘客走出舱门，他的口袋里有一袋拆封的消毒纸巾。回国的路上，双手一旦接触了什么，他都要抽出纸巾来将双手反复擦拭。

下飞机的第一个念头是“阳光真好”，小谷说。

小谷是法语系学生。2019年9月，他抵达法国，在奥尔良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去之前，他和同学讨论要不要买医保，最后觉得，就一年，不买了吧。他当时还开玩笑：“那我们最好别在法国生病。”

小谷的这句玩笑话，最近想起来却并不让人轻松。

2020年3月6日，小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所在的法国中部大区，最终也有了确诊病例。”这天，中部卢瓦尔河谷大区首次确诊了两位病人，标志着法国国内所有大区全部“沦陷”。

两天后，小谷看到学校辅导员发布通知，交换学生可以选择终止第二学期学习，回国重新选课，截止日期是3月11日。虽然在奥尔良大学的第二学期课程已经修读了一半，小谷还是决定放弃交换。

法国疫情发展尚不明朗，学校暂未宣布停课，继续留在法国，又没有足够的口罩，小谷想，还是回国上课吧，“至少回国有课可上，也没耽误”。只是回国后选到的课有限，这学期，他原本可以兑换15学分，却只选到了10个学分的课。

确认好回国后的选课事宜，小谷买了3月13日的机票。等待航班的几天里，他坐立不安，生怕法国像意大利一样封城。法国时间3月12日晚，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这是决定他能否回到中国的时刻。小谷守着直播，全神贯注，“这是我最认真的一次法语听力了。”

没有封城。马克龙只宣布了停课。

包括小谷在内准备回国的8个留学生，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是晚上的飞机，但小谷睡不着，凌晨四点就醒来。收拾完行李，小谷戴上口罩，准备离开法国。他有三个口罩，外形酷似一次性饭盒的碗底，是他托人从比利时买回来的，八欧元一个。

从走出宿舍到登机的这十几个小时里，没有一个人给他测体温，或是询问他有关口罩的问题。“火车上没有人戴口罩，街上也没有。”他回忆说，“机场的工作人员，有的戴了，有的没戴。”

小谷的口罩 受访者提供

在法国，药店里已经看不到口罩，只有确诊的病患才能买到。小谷告诉记者，他的一个朋友从法国里昂飞到巴黎，戴着口罩休息。醒来一看，原本在身边的两个旅客都不见了，一直到下机的时候都没有回来，“可能是怕我是病人，换了座位吧。”他的朋友这么猜测着。

一周前，小谷的另一个中国同学戴着之前买的口罩上学。一进班，法国同学就纷纷对她说，口罩是病人才需要戴的，我们洗手就行了。抗疫措施的宣传单贴在教室墙上、电车车厢里，写着三条注意事项：勤洗手、多通风、喷嚏打在手肘里。

她坚持戴了一天的口罩，就再也没戴过。

小谷在地坛医院等待时拍下的安全告知书

回到中国后，测体温和咽拭子检测必不可少。由于小谷表示自己有出现喉咙疼的症状，他要去北京地坛医院做鼻拭子核酸检测。从11:30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他终于被送到医院，一夜没睡、早上6点做完检测后，他又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十个小时。

最终，他等来一张写着“阴性”的检测单。

五天内，小谷坐了两次救护车。第一次是从首都国际机场到地坛医院，第二次是3月18日，回到南京的家之后。居家隔离书刚签完，没过一天，社区的工作人员又联系到他。与他同一航班的一名乘客疑似感染，因此他要去酒店集中隔离观察14天。

小谷摄于救护车里 受访者提供

小谷第二次坐进救护车。五分钟的车程里，他拍下自己的照片，并自我调侃道，“居家隔离一天后被送到了酒店集中隔离。至此，一个没有病毒的归国人员能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了，大多数人没经历过的我也经历过了。”

住进酒店后，小谷的日子很平淡。上网课，打游戏，与父母通话。除此之外，与外界的唯一交流，就是每天向防疫工作人员汇报自己的体温。

放弃交换的两周后，他终于安稳了下来。“我现在每天，就是想说话。”

选择留在国外

3月10日，在德国拦截了瑞士24万个口罩后的第三天，小斯接到通知，要求新生前往入境管理处办学生长居卡。小斯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新生们聚在一起，排队半个小时，“一堆人挤在楼底下”。

在瑞士政府呼吁公民不要参加150人以上的活动后，小斯学校160个位置的食堂，每日的饭点仍然爆满。老师这样安慰学生，如果有病毒，我们这里的人已经全部中招了，害怕也没用。

小斯说，她难以理解这样的想法。

今年的2月18日，小斯抵达瑞士卢塞恩，开始为期一年的研究生学习。

当时，欧洲的疫情还局限于少量的个例，小斯所去的卢塞恩，几乎没有市民将疫情放在心上，“大家都挺友好的，提到病毒也就是当一个梗，一下就过去了”。由于当时国内的疫情还不太明朗，身处瑞士的小斯，只是担心国内亲人。感觉像是从危机里逃出的她，根本没有想过，一个多月后，瑞士的确诊人数将高达6113例。

3月10日，小斯在卢塞恩无法买到口罩和浓度为75%的医用酒精。她有的口罩，都是从国内带去的存货，大约30只。“没有人戴口罩”，小斯说，在学校里戴口罩会被歧视。

瑞士时间3月11日，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局等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共卫生局的呼吁也仍然是普通民众无需佩戴口罩，医疗防护用品应该用在关键地方。

小斯认识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选择回国。但小斯经过考虑后，选择了留下。

她手头的入境签证只有3个月，如果回国，多半无法在签证有效期之前再回瑞士。2018年毕业的她，在澳门、苏州工作了近两年，之后决定重返校园读书。工作的经历，让小斯格外珍惜在校园里的时间，小斯说：“我没有半年可以浪费了。”

截至当地时间3月16日，瑞士的确诊病例数突破2000人。同日,除中国外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中国。

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小斯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中，又有一批选择离开。走或留的问题，再次被小斯考虑。

3月16日，面对未知的、可能会不断被疫情困扰的未来，小斯发了两条朋友圈。

小斯的第二条朋友圈

选择留下的日子，并非只有忐忑、不安和不断上升的确诊人数。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瑞士政府的应对措施虽然来得迟缓，但这个系统最终开始为疫情防治运转。

小斯买到的N95口罩

3月17日，小斯传来好消息，她在一家中国超市买到了10只口罩。

“这个老板感觉人脉很厉害，我买了10个！”

“今天街上人非常少，也没有人对戴口罩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们停课到4月19日，（网课）明天就开始了！”

3月18日，小斯坐在住所中，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网课。她有几个回到中国的同学，因为不想下个学期提前来校补功课，将在国内按瑞士的作息，共同参与学习。

小斯发布的有关“网课”的朋友圈

“还好我没有回澳”

3月8日，小谷正为五天后的回国紧锣密鼓地准备时，婉婉提交了学校的Defer（延期）申请。

她今年大三，在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读书。

与小斯、小谷的难题不同，婉婉从2月份以来一直犹豫不决的问题则是，她要不要回澳洲。

因为莫里森发布的禁令，她不能直飞澳洲。

2月1日，由于中国疫情严重，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突然发布禁令，除澳洲公民及直系亲属，其他中国人禁止入境。婉婉的学校2月17日开学，她原本预订了2月8日的机票，但由于这一禁令，只能作废。

对于这一变故，婉婉显得有点烦躁。受影响的不止是她的开学计划，婉婉说，她订机票时为求便宜，是与兑换里程的票贩子买的，无法退票、只能改签。除此之外，她为悉尼的公寓提前付了7周的房租，每周350澳币。

如果2月8日无法回到澳大利亚，她每在家多待一天，就意味着50澳币的损失。

正是出于学业与经济的双重考虑，婉婉有同学选择了前往泰国，在泰国待满14天，证明自己健康后再飞往澳大利亚。

但这一方案被婉婉的母亲否决。“我妈不让我走泰国转，泰国最近有枪击案，太危险了。”

2月17日开学后，婉婉的学校给不能返校的中国学生两个选择，要么延期，要么上网课。婉婉觉得上网课麻烦，但却不想延期毕业。

她一直处于纠结之中，直到3月份以来，各国疫情相继爆发。

3月初，一位在墨尔本读书的北京朋友给婉婉分享了一则新闻，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墨尔本确诊，这位学生感染的地点既非中国，也非澳大利亚，而是在第三国隔离观察的14天里不慎被感染。婉婉在群里发出了感叹：“吓死人了，还好我没有回去。”

与此同时，婉婉那位前往泰国的同学考虑到澳大利亚的状况，也中途返回国内。

3月8日，澳大利亚确诊人数达到63例。

婉婉终于决定提交延期申请，这意味着她将推迟毕业。但婉婉成功将在悉尼的公寓转租了出去，不必担心经济上损失，让她的心情轻松了些。

校方给婉婉的回复

从最早的犹豫、烦躁里走出，现在的婉婉每天在家，打游戏、刷微博。如果不出意外，她将在6月份返回澳大利亚，继续自己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