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时代，“移动基础设施”在不断发展。在国外工作容易吗？

李晓璇

农民工近年来发展缓慢。

与出国旅游、留学规模之大和目的地之多相比，海外工作者近年来的发展非常缓慢。

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全年我国派遣劳务人员约40万人，10年后的2019年，这一数据也仅达到50万人，年末总人数也不到100万人。

从官方统计来看，实际出国打工的人数很少，可以选择的国家也非常有限，多集中在亚洲、中东、非洲。

工人跨国流动不是自然的事情。 人类学家项暴和Johan Lindquist指出，工人不是自己移动的，而是国家、中介、技术、社会网络等“移动基础设施”在帮助工人移动。

在亚洲，不仅国家之间有精心设计的劳务合作合同，具有外派劳务资格的公司可以利用多层次的中介链和社会网络招募和输送工人。

国家鼓励工人跨国流动。 因为它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经济。为了盈利，中介也同样希望有更多的人出国。但现实中，国家、中介、老乡网等帮助工人流动的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基础设施之间的具体关系是工人的流动能力

这几年，一些跨国流动的新变化正在悄悄地重建基础设施之间的原有关系。

本文展示了这些新的相互作用。 他们有的成功促进了工人的跨国流动，有的没能达到既定目标，有的探索了跨国流动的新形象。

悬而未决的中介：从“研修制”到“雇佣制”的赚钱

2017年夏天，准备去韩国打工的张亮首次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韩语能力考试。

考试前，地方劳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按照惯例，满分200分，只要通过80就可以进入韩国雇主名单。

但是，考试结束后，他突然听说韩国方面将录取分数线提高到了120分，之后又提到了112分，最后听说确认是116分。

张亮不知道为什么韩国突然得分，但猜测可能是中韩关系在THAAD导弹事件中受到了影响。 他本希望能低分及格，无奈之下只好先在上海一家酒店随便工作了半年，然后回到县城训练中心准备“二战”。

在2017年的考试中，全国像张亮这样有希望地申请的人有1169人，由于“提点”的影响，只有402人达到了分数线，但最终被选为韩国雇主的人减少到了287人。

张亮参加的韩语考试是“中韩雇佣许可制”(以下简称“雇佣制”)的一部分。

“雇佣制”是中韩两国政府经过多年谈判达成的支持中国劳动者正式进入韩国的途径，与被国际社会诟病为现代奴隶制的“产业研修生制”(以下简称“研修制”)不同，“雇佣制”是指外国劳动者在韩国可以享受当地工资标准和权益的地方

1993年至2007年“培训制”时期，中国工人多年来在韩国所有外国工人中占最大份额，达到25%左右。

但是雇佣制实施后，来韩国打工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由于每年派遣成功的人数过少，韩国进一步减少了第二年中国工人的配额，去年向韩国派遣的劳动者数量进一步减少到了百人规模，同样实施了“雇佣制”，派遣规模达到了数万人

与韩国计划每年从16个国家引进56000名工人的总量相比，中国工人所占比例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从“用工制”到“培训制”，两国经过几年的谈判，重新设计了劳动力运输的流程，但需要大幅改善，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要说明这背后的理由，有必要考虑这种精心设计的跨国流动是如何发生的。

从派遣流程来看，“雇佣制”和“研修制”非常不同。

在“培训制”时期，由于担心工人外逃从事黑工或逾期滞留，中国政府通过认定资格公司来管理劳动力流动，只有具备派遣资格的企业才能将工人派遣到其他国家。

这些资质企业通常位于大城市，不是直接招工，而是通过地方代理商找到有出国意向的工人，经过语言培训和选拔，成功出国的工人需要支付给中介的服务费有时高达5万元，这在十几年前

如果出国后有工人想违约，政府可以使用地方中介这个“花招”，通过没收保证金、惩罚担保人等“土政策”对工人施加压力。

中介依靠自己发达的社会关系从乡村找到工人并从中获利，政府依靠中介维持了人口的有序流动。

研究东北劳动力出口的人类学家项暴指出，政府自身发展了监管基础设施，同时利用商业中介加强了管理能力。

政府有意通过商业性基础设施管理流动，将中介公司变成政府之手。

也就是说，国家和中间人之间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

2008年“雇佣制”推行后，国家和中介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了变化。

基于政府间合作的公益性原则，政府禁止陆续中介向工人收取高额的服务费用。

打算去韩国的中国工人直接申请政府指定的应聘单位，工人出国费用被严格限制在5千元以内。

在一些贫困县，工人不用一分钱就可以参加培训。

中介不再依赖自己发达的社会关系获利，只能偶尔参加培训环节，赚取金额不大的培训费。

缺乏利益驱动，参与中韩劳动运输的商业中介链条确实如政府所愿被缩短或彻底悬挂。

但劳动力终究不能自行跨国流动，商业中介退出后，政府必须从幕后监管走向台前运作。

中央层面，“用工制”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负责落实，地方层面，国家还指定4个省的地方政府、公共机构进行招工和培训。

“提分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劳务合作负责人而不是两国的中介联系了北京的商务部，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向韩国劳动部发出了咨询。

因为国家全面负责，第二年“再战”韩语考试的张亮相信，如果今年录取再次出现问题，“国家绝对不会放任不管，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

”

但国家间的谈判非常正式，具体运作并不一定比中介间的交流更灵活。

关于提分事件，韩国方面给出了往年中国工人积压，需要暂停招募一年的理由，但中方经过协商，最终以提高分数减少招聘的形式暂缓了当年的招募。

这样的谈判在雇佣制引入后也屡见不鲜。 例如，在“雇佣制派遣人数过少”的谈判中，中方商务部以韩国对我国有贸易盈余为由要求韩国增加录用名额，韩国方面劳动部以政府无权干涉雇主的选择为由拒绝，两国的谈判近年来经常陷入僵局。

辛苦推行的雇佣制最终不能派遣工人吗？ 近年来，中方通过加大试点频次、推进地方政府与韩国城市友好城市关系、联系韩国地方机构向雇主推荐中国工人等方式，提高中国工人在韩国雇主面前的“曝光量”，再次发挥“土政策”力度，使用地方政府行政手段招聘

绕过中介开展国家间劳务合作的趋势，原本下放给中介的权力，如招生、推广、协商等，再次集中在政府方面。

国家力量加强，中介力量减弱。 意想不到的是，本应通过工资待遇和权益吸引更多劳动者的“用工制”未能带来更多的中国劳动力流动，实际上削弱了劳动者的流动能力。

同样，中日两国近年也在谈判签署关于劳动力的谅解备忘录。 这是因为随着国际社会在人道主义层面推进劳动力跨国流动，保障外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同工同酬的“雇佣制”将成为国家间劳动力合作的新主流。

但是，日本的“研修制”在中国的变革过程中受到了很多阻力，特别是受到了资格公司的阻力。

很多资格公司在当年韩国转型时，并不认为“雇佣制”会改变劳务派遣的运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其运营模式遭到了拒绝。

一位在资质公司工作的员工告诉我，双边谈判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中国政府不愿推动，而是一些资质公司不愿向政府施压，使自己的日本业务在转型后无法盈利，这取决于国家长期的商业中介监管趋势

这是现在日本的“研修制”，曾经的韩国的“研修制”的背景，要打破这种国家和中介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结构并不容易。

中韩之间的实践打破了这种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格局下中介极大地挤出了工人流动的过程，工人出国经济成本下降，但流动规模却变小了。

打破统制关系：作为海外赚钱新渠道的“留学”

孩子4岁后，熊海觉得生活有点紧张，经朋友介绍在县城找中介，花了26万美元为自己和妻子拿到了去澳大利亚的旅行签证。

出国之前，熊海是建筑工，妻子在服装厂打工。 两个人工作积攒的钱加上父母大半辈子的积蓄，终于筹到了给中介的费用。

熊海不打算用旅游签证“黑”在澳大利亚，打算先用旅游签证入境，利用旅游签证三个月的有效期在澳大利亚境内向技工学校申请，自己拿到留学签证后，为妻子的家人申请签证。

熊海已经29岁，根据中介经验，超过25岁直接在中国留学签证拒签率高，先进入澳大利亚，万一留学签证被拒，在国内上诉也可以获得合法工作一年，他们按照中介的建议“曲线救国”。

由于原本的工作性质，两人在国内没有稳定的银行流动，原本不能轻易办旅游签证，好在结婚时在老家县买房买车，赶上放宽“中澳旅游年”签证政策，向中介交钱后已经过去一周了

到了墨尔本后，熊海通过中介临时找了一份贴地砖的工作。 每小时的工资只有12澳元，妻子找了一份家庭保洁的工作。 工资稍高，每小时20澳元，但还不到法定工资。

好在两个月后，中介申请了熊海的墨尔本技能学校，半年后，他找到了一份价值30澳元的工作。

熊海的妹妹熊丽也想去澳大利亚打工。 高中毕业后，她先去日本打工，做了三年的农业研修生，存了20万美元。 回国后她辗转国内多个城市从事房地产销售，据她介绍，“辛苦了一圈什么也做不了，老了”，打算再去国外。

据认识的中介介绍，她回到日本，“去留学”对她来说并不难，花销也不高，但“日本已经是最好的小国了。 其他小国家没意思，我想去大国看看。

美国很为难，澳大利亚有点容易做。

”

熊海和熊丽所说的“留学”，是近五年来在国内发起的“半工半读”项目。 也就是说，以留学名义为想在国外打工的年轻劳动者办理学生签证，劳动者可以在发达国家特别是非亚洲发达国家合法打工，保障合法工资，不用担心被遣返。

工人们出国后也不需要真的“留学”。 一些中介直接与技能学校合作介绍工人，学校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 此外，中介完成作业，保证学生签证要求的最低出勤率。 工人一年不需要多次出现在学校。

对接受国来说，这种“半工半读”项目可以缓解本国就业压力，消除发达国家不开放低端工作签证的基本移民政策。

国内工资水平上升和传统劳务进口国工资水平放缓是“半工半读”项目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传统的海外劳务渠道通常是指去日本、韩国、新加坡、中东，或者陪同国有企业去东南亚、非洲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月薪在8千元至1万元左右，与沿海一线工厂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不大

官方统计数据记录的每年50万外国工人主要是从这类项目中输送的工人。

但现在传统项目吸引不到工人，中介赚不到钱。 包括资格公司在内的中介越来越多地成为开发“半工半读”或“中高级劳务”业务的动力。 后者以欧洲的中餐厨师、日本的养老看护等最为流行，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很高。

目前，通过这种新渠道出国的工人数量没有官方统计。 山东某资质公司员工估计，2019年公司6%的工人没有通过传统劳务渠道出国，总体规模也不大。 毕竟，新的航线不能像过去的劳务输出项目那样大规模、大规模地运输工人，只能进行一个清单的操作。

但毫无疑问，这些新渠道拓宽了工人的流动边界，使他们成为了合法打工的地方，可以去许多以前不能去或者因为旅行签证再次非法居留而从事黑工的国家。

“半工半读”这样的新渠道可以帮助工人出国打工，但其模糊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两国之间正式的劳务合作项目。

一位经营“兼职”项目的经纪人表示，这些项目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向商务管理部门备案。 因为大部分都是“留学中介”经营，而不是“劳务中介”的——个国家对前者资质的管理门槛远远低于后者。

于是，当留学中介参与劳务项目时，国家与中介的关系以及不同层次的内部中介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过去，由于资格公司的垄断地位，所有海外项目必须最后通过它们才能处理。

该设计保证了发生劳务纠纷时，国家本着“谁派遣，谁负责”的原则对资格公司进行问责。 资格公司可能会向下面的代理中介施加压力，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这种情况。 例如，你可能会收到保证金。 代理中介由此对工人施加压力。

在这一系列控制关系中，中介链层次硬化严重。

但是，对于“以劳务为导向的留学”，名单最终将不再通过资格公司，从而损害资格公司的垄断地位，国家对资格公司的管理、资格公司对代理公司的管理也将不再成立。

去韩国的高职班教室

互联网人才招聘平台：是技术，是商业，是监管

瘟疫流行期间，在资格公司工作的高星提高了在网上直播的频率。

他的直播间，观众多则3400人，少则670人，他们中有想出国的工人，也有想接受二手订单的个人代理商。

高星为每日直播准备了不同的话题，但无论话题是什么，观众提问度最高的都是“如何鉴定骗子公司”。

面对观众的需求，高星也绝不拒绝。

他交给工人是一个很大的分辨原则。 例如，声称自己做很多国家项目中介的很可能是骗子，新加坡的骗子项目很少，资质公司也不是100%可信。 河北保定、衡水地区骗子中介多，不考雅思成绩就办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工作签证的都是骗子……这些原则通常对工人和代理商来说就足够了，但遇到一些冷门海外项目，高星会通过中介提供给个人代理商

这些个人代理人通常有别的职业。 他们可能是村子里的“能人”。 只是，正因为能找到进入乡下帮上流中介想去国外的人，所以才想做这份工作。 以“代理人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雅思是什么”为由，高星提出将代理人直接交给“平台”进行识别。

高星所说的平台，就是他在直播中使用的网络招聘平台。

5年来，以海外就业为目标的信息收集平台层出不穷。

大小中介将海外项目公开在网络平台上，平台对中介公开的项目进行审查，问题项目被下架，想出国的工人通过平台和中介进行沟通和交易，工人

一旦发生纠纷，平台就会介入，保证工人的权益。

高星利用网络平台的出现，表示：“解决了出国劳务前期最难的信任问题。

就像第三方支付宝一样，我觉得钱是平台，工人遇事不会没有费用。

“在现在的平台上，不能保证会不会发生类似ofo黄车的事情，只是收取工人的押金“跑路”，而“平台化”将是未来行业的趋势。

网络招聘平台首先是明显的技术类基础设施。

为了廉价航空的出现能提高工人的出行能力，招聘平台上的信息量增加了工人的选择范围。

过去，很多工人只知道身边的中介做什么海外业务，但在网络平台上千个项目中，工人可以选择的中介和范围大大增加了。

据高星观察，他在直播平台接触，30%-40%的年轻工人熟悉各种海外业务，有时比下面的代理更了解，工人在直播或粉丝群里问的问题非常专业，“就像抢我的工作

但是大多数工人现在在平台上也看到了很多信息。 签订合同时，选择“可以碰”的网上商店。 “以前的工人可能只在县城、市范围内找，现在只要通过平台了解一个项目，稍微远一点去临省中介，工人也愿意接受。

”

其次，平台是商业基础设施。

目前的盈利模式是，中介将自己的海外项目挂在平台上，平台每年收取一定的平台管理费，同时每次通过平台成交，平台也有一定比例的提成。

有中介称互联网平台发挥的作用为“中介的中介”。

过去，中间人和工人之间的交流需要个人代理。 这些个人代理通常是工人的熟人。 工人最终信任的不是签订合同的中间人，而是即使有问题也能抓住的个人代理人。 另一方面，中介需要催款，但自己不接时，可以委托个人代理进行催款。

目前，在平台交易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介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可靠中介人，劳动者与中介人之间如有异议，平台将出面解决。

最后，它也是监管基础设施。

为了使平台上的项目更可靠，平台希望建立自己的“白名单”——，就像政府认定了过去的资质公司一样。

理论上，所有持证工人的企业都可以在商务部网站上查询，建立白名单不需要第三方。 但正如前一节所介绍的，越来越多的海外劳动项目不需要经过资格公司，因此资格公司不再成为正规合法的唯一标志。

“工人可以查阅备案。 直接给商务局打电话就可以问了。 但是，明白这种程度的工人几乎不会关注备案项目。

他们已经被中间人盯上了，觉得每月赚一万八千元没意思。”高星分析说。

由于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满足于可以找到备案记录的传统出境渠道，平台开发了与商务部资质清单不同的“白名单”，以技术和商业力量监管跨国流动，对抗部分是监管基础设施的国家

国家是否乐意承认平台的监管职能？ 会让它成为新的"线索"吗？ 目前，国家的态度似乎很矛盾。

一方面，网络平台可以促进劳动者流动和就业，国家当然鼓励；另一方面，平台及其认定的“白名单”不容易得到国家认可，被纳入正式的商业和监管基础设施…… 各种疑问需要进一步观察。

像“雇佣制”这样的新政策、“半工半读”这样的新渠道、网络招聘这样的新平台，尽管起到了监管、商务或技术的作用，却正在改变着移动基础设施的内部关系。

在这些基础设施之间的新的相互作用中，有时中介者的力量减弱，有时国家的力量减弱，有时中介者和国家之间会出现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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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向外扩散的情况下向内加深。

近年来新的内部关系和互动可能会让中介感到兴奋，但要看移动的基础设施能否摆脱“内卷化”的怪圈，能否真正让工人依靠它自由移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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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4009-20-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