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民族化进程中的西南少数民族社会

一.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

说起“苗疆”，很多人都不知道。

清代小说《说岳全传》、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当今网络热门动画《不良人》、小说《苗疆蛊事》、网络游戏《轩辕剑》、《天龙八部》等也有“

在这些作品中，似乎有一类来自“苗疆”的人在笑、举手之间弥漫着神秘和异样。

这种对“苗疆”的“异质化”想象，已经渗透到主流语言的“苗疆”建设中，成为中华大地上充满神秘感和蛊毒想象的神奇之地。

明清时期，“苗疆”是中国领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整个云贵高原地区。

这里的“苗”是一个统称，“疆”是王朝国家统治下的民族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民族地区”。 现在的苗族聚居地区是这片广袤地区的一小部分。

现代学者一般把历史上的“苗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上的“苗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西南山区。 狭义上的“苗疆”主要指现在的苗族聚居地区，一个是现在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有“贵州苗疆”之称； 二、黔东北与湘西交界的地方，即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是“湖南苗疆”。

这一划分恰恰反映了“苗疆”动态演变的历史过程。

近代中国国民国家体制建立后，“苗疆”不再作为地域概念使用，其广义含义已为当今文化地理意义上的“西南”概念所取代。

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至今除汉族外，还有苗裔、侗族、布依族、彝、水、土家、瑶族等近20个世居民族，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文化最为多样的地区。

“苗疆”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作为一个具有特定范围的地域概念，形成于清雍正时期以后。

明王朝成立后，国家首次以有组织移民的方式，从内地派遣大量汉族通过“军屯”、“民屯”、“商屯”等形式向西南民族地区迁徙，从而深刻改变了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苗”开始取代过去的“蛮族”，成为中国南方非汉族人群的总称之一。 “苗”与“苗疆”的出现与元、明、清时期中国王朝国家政权在西南地区推行“国家化”政策，即自上而下推进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的过程密切相关。

在展开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一些西南边疆与中原交流的历史。

云贵高原地形呈西高东低之势，西接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北临四川盆地，东接东南丘陵，南出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总面积约50多万平方公里。 境内连绵，河流纵横，温暖湿润。

历史上，云贵地区在中央王朝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对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来说，云贵高原是最富裕的，毗邻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盆地，构成天然的地理屏障，云贵宁则川蜀安。 云贵高原是我国由南向西通往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路通道的必由之地，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四川与云南、东南亚等地频繁发生民间商贸往来。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征服云贵高原的“西南夷”，进行政治经营。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云贵高原地区大部分时期都属于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关系一直不稳定，直到元朝于元十三年( 1276年)建立云南才实现政治统一。

总的来说，影响云贵地区与中央王朝政治关系发展的原因很复杂，如中央王朝的王朝更迭、割据和统一等，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通。

因为云贵高原地区地形多变，山峦连绵，境内民族众多，自然地理和社会状况十分复杂。

每当国家力量试图进入该地区，必然需要巨大的资源来疏通和维护交通线。

唐宋以前，中原王朝主要通过“五尺道”、“灵关道”等方式依托四川资源统治云贵地区。

但是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下，江浙和湖广地区的经济崛起，到了元朝，“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已经传遍世界。

一直被认为是“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在元朝和南宋的战争中首次被冲走，人口锐减。

自清中后期出现大规模移民“湖广填四川”以来，四川的人口和经济逐渐回升。

这一变迁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云贵高原与中央王朝的相互关系。

元朝非常重视对云南边疆的经营，在民族地区广泛推行了“土司制度”。

但是，由于上述中国整体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四川省已经不能支持对西南边疆的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元朝新开辟了从云南直达湖广的“普安道”(明称“东路”(称“一线路”)。 从中原地区进入云南，没有绕道四川和广西，而是取直道，缩短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千多公里路程。

建省前，贵州是大小土司割据和苗瑶、壮侗、藏缅语族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区，境内苗岭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因地表切割严重，土地资源匮乏，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普安道”开通后，夹在贵州两省之间的“蛮荒之地”一跃成为湖广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门户。

公路开通后的第二年，即1292年，元朝把贵州各地大大小小的土司整合起来，成立了“八号顺元宣慰司”。 这是后来贵州建省的肇始。

明王朝成立后，更加重视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1382年朱元璋征服云南后，为了抵御土司与少数民族的反抗，在进入内地云贵地区的交通线上部署了大批军队，并设卫所屯兵驻扎。

卫所是明代独有的军事制度，按定制，卫兵人均5600人，设数千户、百户。 战士每次战争都调整征兵，无事生非，务农度日。

一些学者认为，云贵地区保卫处实际兵员数远超定额，有的多达数万人。

这些士兵携带着家属，还有大批汉族移民通过“民屯”、“商屯”等形式进入西南边疆，云贵两省汉族人口达到百万人以上。

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后，基本上沿明王朝布防驻扎的三条“官道”分布。 一条是从昆明北上，经四川会理和大小凉山地区到达四川成都的“建昌道”，明代在这条线上修建了5个卫、8个所，俗称“五卫八所”，专设“四川行都护使司”管理。 二是由昆明向东至曲靖，北上经今威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的“乌撒道”，又称“入滇西路”，该线设有“西四卫”4座卫星。 三是元代的“老普安路”或“东路”，从昆明经曲靖、富源，一直向东横贯贵州境内进入湖广地区。 这条路线连接云南和湖广，明王朝沿途部署重兵，仅贵州境内就有18个卫在这条驿道上。

在这三条通道中，从湖广经贵州进入云南的“东路”尤为关键，就连贵州也是为了保障这条进入西南的交通线而设。

为了统一管理部署在贵州的卫所和军队，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刚征服云南，先于云南成立了省级军事机构“贵州保护使司”，为贵州省铺路。 永乐十一年( 1413年)，明成祖以镇压黔东思州、思南田的土司叛乱为契机，成立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至此，贵州省进入明朝十三行省之列。

这样，一国政府为保障交通线专门设立省级机构，在世界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明中期以后，昆明至成都的“建昌道”因“夷患”蔓延而出现拥堵。 云南至四川泸州的“乌撒路”畅通无阻，而入湖走长江水路，顺水带病逆流难走的另一条路，即广西道和旧五尺道，由于没有军队驻守，无法“成群”土匪，无法畅通无阻

这样，朝廷只能通过贵州的“东路”驿站来维持云南这片领土，可谓“千里一线孤立”。

这条驿道被称为“一条路线”，名副其实。

清代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基本沿袭并大大加强了明朝建立的格局。

自雍正朝开始，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实施“改土归流”治理； 在不服“王化”、也不封杀土司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兵开拓苗疆，在西南边疆普遍建立了府、州、县的流官统治体系，为清中后期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此过程中，“苗疆”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开始出现在官方文献中。

二、“苗”与“苗疆”:“国家化”进程中建构的“他者”

“苗”与“蛮族”、“夷”相似，是近代以前中国主流社会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之一，今天的苗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除古代传说中的“三苗”外，现代苗族的“苗”字最早出现在唐代樊绰的《蛮书》年。

此后，南宋朱熹在《三苗记》年也记录过湖南西南一带“猫”和“苗人”的活动情况。

到元代，正史开始有“苗”的记载，地域上主要指今湖南西部和西南部一带的少数民族。

元末，在各地发生的反元起义中，在江浙地区被称为“苗军”的勤王队引起了关注。

其头目是湖南省的土司，士兵们是来自湘南西一带的“苗蛮”。

这支“苗军”战斗力很强，多次大败张士诚等，鼎盛时期达二十万人，一度投靠元朝廷，成为朱元璋等多名反元义军的大患。

《明太祖实录》中关于这一时期朱元璋言论和活动的记载，频繁涉及“苗军”，“苗”从明朝开始成为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可能也与这段历史有某些关联。

明朝统一西南后，沿湖广至云南的“老普安路”密集建卫所，驻兵守卫。

由于这条路线在贵州境内经过的地方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来自内地的汉族屯军面对陌生的跨文化环境，用“苗”来称呼周边的少数民族。

确实，“苗”作为总称与湖广通楚的这条驿道密切相关。

明代王士性为《广志绎》，注明“辰沅(今湖南汇陵、芷江)至普安(今贵州安顺)，统称苗”。

到清代，“苗”的称谓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贵州全省及周边地区，区域内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作为“仲苗”(布依族)、“水家苗”、“洞苗”)侗族)等后缀，贵州有“百苗”之说

近代以后，“苗”代替“蛮族”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

著名学者梁启超将中南半岛的越南、缅甸、老挝也纳入“苗头”范畴。

新中国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后，“苗”成了今天苗族的专称。

“苗”为什么试图代替晚清学者魏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蛮勇”、“苗”的差异主要是内部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引起的。 内部有明确上下、尊卑关系，能称赞一方的叫“蛮勇”，内部没有贵贱、贫富、君长，互不统一的叫“苗”。 过去王朝国家主要以安抚蛮族来安抚和压制“苗子”，但由于蛮族安于现状，不肯进取，“苗子”越来越多地被“蛮族”所取代。

在这里，魏源显然是站在传统中央王朝本位的“夏夷观”的立场上来说明这个问题的。

在这一视野下，“蛮族”内部有等级结构，有君长，有上下尊卑关系，“苗”内部没有明显的社会阶层结构，所以比“蛮族”更“落后”和“野蛮”。

这是站在儒家价值的立场上的判断，但实际上受到了当时的现实因素的影响。

到了清雍正时期，中央王朝自明清以来在云贵等地相继实施的“改土归流”达到高潮。

在这个过程中，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总体上很顺利。 因为，对很多“土民”来说，只是把交税的对象从“土司”变成了“官”，其社会结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在一些既没有官方管理，也没有土司约束的“生苗边界”，如黔东北与湘西交界的涟尔山周边地区、黔东南内清水江与都柳江流域等，各村寨并不相互统一，社会层面并不明显。 国家力量进入这些地区缺乏关键的中介力量，不能像土司管区那样层层管理，往往只能“推葫芦”，最后采取军事手段逐一征服各村寨。

这个军事征服的过程被称为“苗疆开拓”。

后来的“苗民”反抗也主要来自这些地区，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一次，六十年一次”。

因此，“苗患”日益增多，“苗”问题越来越受到王朝统治者的关注，“苗”的指摘范围也在扩大。

也就是说，从国家治理的需要和策略来看，这些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区域缺乏明显的社会阶层，反而不利于领土治理。

因此，在清干隆时期，镇压了这些“苗民”叛乱后，清王朝承认了其有限自治，一方面规定以后的苗裔都要自己打官司，都可以按苗例归依，不服从官法，另一方面培养了社会阶层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苗疆”这个字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频繁出现。

据现有文献记载，“苗疆”一词早在明代就已出现，但使用频率极低，内涵也很模糊。

明代对上述“化外之地”多称为“苗界”、“生界”或“生苗界界”，不是用“疆”而是用“界”来指这些地区。

进入清代后，清王朝在云贵地区逐步推行政府、州、县“流官”管理体制，从内地派遣大量官员到云贵任职。

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条件艰苦，被视为畏途，屡有官员不愿上任，弃官举家逃跑的事件时有发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熙雍正期间，朝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措施的同时，制定了“苗疆缺”“烟瘴缺”“沿河缺”“沿海缺”等边疆赴任官员的待遇和评价制度。

根据现有资料，清王朝派往西南地区的官员岗位主要有两类。 一种是“烟瘴缺”，涉及炎热潮湿的严寒山区，包括广西南部和云南的部分地区。 二是“苗疆缺”，主要涉及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覆盖面更广。

据《清实录》记录，乾隆初期属“苗疆”地理范围，除贵州全省和云南大部地区外，西至四川西部大小凉山地，北至湖北湖南武陵山区，包括恩施、襄阳、汉阳、宜昌等地，东至湖南中部为岳阳、岳阳

大致来看，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湖北两省，少数民族分布地域基本被列入“苗疆”范畴。

按照清朝官制，赴“苗疆”任职的，享受“边薪”待遇，任期内“三年满薪，凡有功者，照例任用”。

相比之下，内地是“腹薪”区域，任职者一般5年以上即可评估。

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在乾隆时期，官员曾奏响，不少赴“苗疆”任职的官员刚适应当地情况就被调走，不利于地方长治久安，甚至出现了“苗疆”岗位任期8年的人。

另外，根据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经济状况等，“苗疆”的属地可分为几种类型，官员的质量水平、待遇也相应不同。

这些事实表明，“苗疆”一词在清代的频繁出现，与这一时期王朝国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整合措施密切相关。

从意义上说，清代的“苗疆”是指纳入国家政府、州、县体制统治范围的少数民族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苗疆”出现以前这些地区就不属于国家统治范围，主要是由于国家统治方式的变更而特定的“苗疆”

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制度与官员个人前途息息相关，所以，哪个地区属于“苗疆”，哪个地区属于“内地”，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清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苗疆”，如“云贵川广等省苗疆地区”、“云贵两省都属苗疆”、“滇黔都为苗疆”等记载，实际上是指受“苗疆”待遇的地区，“苗疆”

另一方面，“苗疆”的覆盖范围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总体呈减少趋势。

清乾隆中期以后，随着汉族移民不断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云贵高原人口结构由“夷多汉少”向“汉多夷少”转变，各少数民族社会普遍出现汉化倾向，“苗疆”随着汉区的扩大而收缩。

纵观《清实录》，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以后，湖南、湖北、广西等省相继向某辖内地方提出了要求“删去苗疆字体”的奏本。 “思恩一府(今广西武鸣等)……辖下猷狱，与齐民同。 请删除苗疆的字体”

位于“苗疆腹地”的贵州省，一些汉民较为集中的州县也申请删去“苗疆”字。

晚清时期，“苗疆”范围基本向贵州及周边地区收敛。

在原属“化外之地”的“湖南苗疆”和“贵州苗疆”，地方文化保存得比较完整，反抗斗争仍在继续。

晚清时期的文献如徐家干著《苗疆闻见录》、严如烜著《苗防备览》 《苗疆村寨考》等，“苗疆”集中在这些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苗族聚居区，“苗疆”逐渐形成了与苗族聚居区同等的狭义范畴。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自上而下推进的“国家化”进程，是引起云贵高原各少数民族社会剧烈变迁的主要原因和总体背景，而进入西南边疆的汉族移民，事实上已成为支撑这一进程的政治基础和力量。

“苗”作为非汉族群体的总称，“苗疆”作为地域概念的使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出现的。

而国家权力和汉族移民进入西南边疆的重要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湖广连接贵州和云南的“东路”驿站实现的，总体呈自东向西逐渐推进和扩大的趋势。

2012年，笔者根据十几年的研究与思考，将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这条重要通道冠名为“苗疆廊”。

现有研究表明，在明清时期，“苗疆走廊”曾是国家统治西南边疆的首选通道，甚至是唯一的通道，后来发展成为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成为连接周边省份的“陆路经济走廊地带”。

“苗疆走廊”沿线城市密集、人口集中、民族众多，对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苗疆走廊”是国家力量开辟的汉族移民文化走廊，是一个具有浓厚“国家化”特色、儒家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辉映的“线性文化空间”。

尤其重要的是，这是“活”的文化走廊，在历史上，汉族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分布在线路周边，有的融入苗族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汉文化，如“屯堡人”文化等。 “苗疆廊”对中国南方地区市场的贯通整合、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组、民族交流和共生结构的生成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功能和意义已经超越了线路本身，并延续至今。

笔者认为，通过以上对“苗疆”的描述，进而以“苗疆走廊”为线索切入的思考路径，将为重塑中国西南边疆历史、理解中国“一体多元”格局的形成机制和历史进程提供难得的借鉴。

三.“双重华夷体系”:“历史中国”的立体表现

纵观中国历史，如果说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和相互格局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主旋律，那么，“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苗疆廊”就是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疆域变化和“夏夷”关系的基本四维度。

其间，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沿“苗疆走廊”自东向西向云贵高原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国家化”措施，大批汉族移民向西南迁移引起的剧烈社会变迁等，时间晚、情况复杂、文献丰富，可以追溯到活生生的文化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什么是中国”、中国历史演变、边疆治理、“夏夷观”等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

但笔者注意到，这些讨论聚焦的地区多为北方游牧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关注多局限于云南，贵州被严重排除在边疆学者视野之外。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整体，“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概念，“历史中国”所呈现的景象也是世界秩序和观念体系。

这就像我们看待美国，如果只着眼于其领土范围，不谈其主导的美元体系、军事存在和世界秩序，实际上看不清楚。

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流传至今，是基于一种相对稳定的、超越民族和国家而存在的结构性体系。

近代“金铁主义”的倡导者杨度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理解“中华”，认为“中国可以退夷狄，夷狄可以进入中国，专门以礼教为准，没有亲疏之分”。

也就是说，这一观念体系以重视等级排序的儒家“礼教”为核心，具有某种东亚文明圈的普遍性，不容易还原为一个民族或国家。

否则，就很难解释明末清初朝鲜半岛发生的“小中华思想”、日本列岛幕府将军自命为“征夷大将军”、明治维新初期发生的“尊王攘夷”运动等。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夏夷观”等，本身就蕴藏着“一体多元”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不仅存在于中原汉族，也存在于周边民族和国家。

所以，即使历史上外国人进入中原，其传统的“延续性”也不会因此而断裂。

就西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相互关系而言，元、明、清时期，无论哪个民族主导中央王朝，都表现出这种“延续性”的明确脉络。

也就是说，在元、明、清时代，王朝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总趋势是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变的“国家化”过程。

这里所说的“国家化”，主要是指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自上而下“一体化”边疆地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两种不同的“华夷之辨”分界线相互缠绕，笔者将其称为“双重华夷体系”。

这里所说的“双重华夷体系”，是指构成传统中华世界的两个重要边界及其相互作用的弹性体系。

这两个边界之一是“王化”边界，也称为构成中华世界的政治边界或边界。 主要指以皇权为顶点，由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区域，构成广阔的“疆域”和“版图”空间。

二是“教化”边界，又称文化边界或内边界，主要指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

历史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的整合，往往首先通过“王化”来建构其模糊的政治空间，形成外边界，然后通过“教化”来逐渐扩大其内边界范围。

也就是说，“天下观”所揭示的传统“大一统”思想，其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是基于“文明”与“野蛮”相对的“华夷之分”，而其领土却包含不同生态、不同文化的民族，是政治上的“一体”

王朝国家势力每壮大一次，都可以通过武力征服、亲权制度、朝贡关系等手段，大大拓展边界范围，构建“一体多元”的中华世界。

但在中原王朝国家势力衰落之际，边界范围可以不断收缩，甚至退到边界内。

因此，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外界，即政治边界，往往受势力兴衰、王朝更迭的影响，比较模糊、流动性大，而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内地”农耕地区，即内边界区域，是哪个朝代都提供应税劳役的税收来源地由于土地要从理论上经过调查统计确定每户承担的税额和劳役，农耕区和非农耕区(通俗地说，相当于今天的征税区和免税区)的界限相对明确稳定。

在这个意义上，汉族，从目前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基于血缘关系图想象中的“民族”，而是受儒家观念的熏陶(即“教化”)，接受皇权统治(即“王化”)，自觉向国家提供强迫劳动的群体。

即使是主要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和清王朝，支撑其统治的经济、政治基础也同样是由内边界划定的农耕区。

我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多亏了这个极具弹性的结构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就对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中国西南边疆实施了一系列政治开发措施，这可以看作一种“国家化”过程。

但由于没有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迁徙，其政治和经济以四川盆地为支撑点，实行“以夷制夷”的亲权治则，总体管理不稳定。

元代征服云南大理政权后，推行“土司制度”，统制力大大加强，但本质上与历代的亲权统治方式一脉相承。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进程是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西南地区，上述“王化”政治边界(外边界)与“教化”文化边界(内边界)在这一地区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

首先，云贵高原地区在行政区划上被划入各省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行政上属于“内地”，但其区域内有沿交通线分布的“汉区”和土司管理的区域，之间有不服“王化”的“生苗边界”。

笔者将其称为“内地化边疆”现象，这种现象显然很难用通常的“内地/边疆”两分法来解释和解释。

其次，明初朱元璋对云贵地区发表的上谕中，常常使用“中国”一词，显然其边界在汉族移民分布地区。 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元朝廷在制定各藩朝贡礼仪时，将云贵等土地的土司管辖地等同于日本、朝鲜，全部列入“朝贡”对象。

也就是说，云贵地区在政治上属于属省范围，无疑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在中国领土和版图内； 但同时，由于文化上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多种形态，“苗疆”、“生界”、“化外之地”、“边防”记载所划出的边界，实际上是“教化”意义上的表达，“历史中国”概念的多重性和丰富内在

晚清以来，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下，中华帝国模糊的领土边界开始固化为清晰的领土边界，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体多元”格局仍沿用于今天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是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最重要的特征。

这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依偎”的共生格局，仍然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也是近代中国在世界格局剧烈变迁中保持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历史中国”的这种整体性不断被西方分析话语割裂和割裂。

受强大西方话语的影响，忌讳“疆”、强调“自古以来”也成为“弱者”反抗的“武器”。

旁观近年来关于“内亚视角”“新清史”的争论，笔者认为，无论研究主体、研究视野、研究史料如何变化，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体系，中华文化主导东亚文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学者可以“横观岭侧成峰”，可以从多个视角切入历史阐释，但只要否定现有事实，即使用“总部/藩部”等本来互为一体的概念来切割“历史中国”的整体性，其结论也是“盲人”

“苗疆”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特定意义的地域概念，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故纸堆中。

今天的“苗疆”仍被视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块神奇之地，通过对众多文艺作品的刻画，弥漫着异样的芬芳，静静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

回归“苗疆走廊”，对于深刻理解西南地区各民族“一体多元”共生格局形成的过程，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转载于《中国民族报》 2018年1月5日，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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