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一个瑞典人开创的中国现代考古道路

猛犸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李长需/文图来源：历史资料

简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时，一位瑞典安特生即将前往河南省渑池县，揭开“仰韶文化”的神秘面纱。

(安特生在渑池) )。

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同胞兼探险家赫布斯汀发现楼兰古城的影响，开始将考察的热情和探险的目光投向中国，他接受了民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职务，开始了中国的开采。 由于政府部门的不录用，他从地质学家变成了考古学家，开始收集古生物化石。 这是他首次发现“北京猿人”所在地周口店遗址； 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的10月发现了“仰韶文化”，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仰韶文化”的发现，开辟了中国考古的新时代。 1921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分别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方面，开辟了新的局面。

最初把田野考古方法带到中国，受到胡博士的赞扬

(安特生照片) )。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时，瑞典籍安特生即将前往河南省渑池县，揭开“仰韶文化”的神秘面纱。

就在三个月后，他到达渑池县时，受到了胡毓藩县长的迎接。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次渑池之行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三个月前的大会成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次，安特生不是一个人，而是带来了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5位中国学者和布莱克、师坦斯基等2位外籍博士。 当晚，安特生住在郡西关的基督教堂。

安特生的目的是在仰韶村进行考古挖掘。 10月25日，胡毓藩县长任命县政府第三课录事王茂斋和他们一起，又叫了四个警察，开车带他们去仰韶村，安排他们进村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居人家。

然后，他们开始了挖掘前的准备。 王茂斋负责沟通，王兆英、张兴民负责收购，王兆祺负责挖掘组织人员。 然后，安特生自己在挖掘现场搭建了带来的小帐篷，并设置了军床供考古学家休息时使用。

准备就绪后，10月27日，安特生指挥大家开始挖掘。 这次挖掘被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为“划时代的科学成就”，“标志着田野考古学起源于欧亚大陆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

就连享誉天下的胡适博士，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是完全取决于万物的环境的； 他首先将挖掘区域分层，分层记载了各个层次的展品； 今后如果发生问题，东西都可以再按”。

(安特生在仰韶村) )。

安特生的工作，值得李济和胡适博士的赞扬。 他是个认真的人，整天呆在工地指导挖掘。 我不会疏忽挖掘的细节。 有时在工地过夜，是为了随时解决挖掘中发现的问题。

而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学者，从他那里获得了近代考古学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现状。

安特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但他仍在继续示威。 不太忙的时候，他不想休息，就带村民王德润去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了周边的地质、地形和地层情况。 这也为后来的中国历史考古树立了榜样。

安特生的挖掘工作持续了36天，直到12月1日结束。 他们一共挖掘了17个挖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挖掘结束后，安特生在村民王德一家的地堰上立了木牌，写上“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加以保护。

12月3日，安特生将挖掘、采集、收购的珍贵实物、标本、骨头连同行李、垃圾等放入11只木箱，雇车运回县城。 4日下午，在渑池站进行了托运，乘车返回北京。

第一次到仰韶村时，他晕倒在仰韶村

这次来渑池仰韶村，安特生不是第一次来了。

半年前的4月18日，安特生带着5人第一次来到了渑池县。 来车站迎接的是胡毘藩县知事。 4月21日，前往仰韶村时，胡毓藩安排的陪同人员同为县政府第三课的录事王茂斋，而且在4名警察的护送下骑着汽车前往。 那时候，他住的，也是大户人家王兆祺家的闲居人家。

那次来到仰韶村，是因为发现了他派往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 1920年秋，刘长山来到河南省渑池县以北9公里处仰韶村南寺沟一带，检测到几件零碎石器。 那时豫西地区干旱，村民饿得什么活都没有。 据说有人收购石器，把平时耕作和挖土时挖的石器拿来变卖了。 刘长山进行了很多收购，还让当地村民带他去采集。 这些石器就像斧头，显然是有人加工过的痕迹，绝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

刘长山三天内收集购买了600多张，还得到了少量的陶器碎片。 然后雇村民王兆英用驴运到渑池县，再托运到北京农商部。

安特生看到刘长山运来的石器，非常兴奋。 当他询问出处时，刘长山打开地图，指出仰韶村的位置。 安特生发现这些石器和陶片来自豫西的黄河岸边。 黄河在中华民族的意义就像恒河在印度，尼罗河在埃及一样，炎黄子孙的繁衍生息，中华文明的滥觞和发展都与黄河有关。 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他断定仰韶村可能是石器时代尚未发现的文化遗存。 安特生决定去仰韶村看看，所以有了第一次的到达。

但是第一次去仰韶村的时候，安特生没有挖掘。 他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观察、拍照、考察、收集陶片、石斧、石刀等遗物，还有村民捡，买家里的陶片和石器。

(安特生拍摄的中国人)

仰韶村地处四面环山、四面环水的缓坡上，风景绝佳，物产丰富。 安特生一到这里，就被其完美的地势格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宁静的田园景色所吸引。 他埋头于野外考古和调查，用8天时间收集开采大量石器和陶片，以及少量骨器和蚌器，最后装满4个大箱子，雇车运到渑池县政府第三科，装上火车运回北京农商部。

回京后，安特生对采集的石器、骨器、蚌器、陶片进行了研究，结合实际考古和地质调查时对自己掌握的情况，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需要考古发掘。

安特生找到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他又去找农工商总长张国淦，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他把自己最喜欢的黄金管送给了张总长。 张总长批准了，但考古不属于他们管辖，农商部随后向国务院报告了安特生考古发掘要求。 经过一番折腾，国务院下达了合格的批文，河南省政府也同意了。 安特生因此得到了在二下渑池进行现场考古挖掘的机会。

楼兰古城的发现震撼了他，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安特生的发现和发掘，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家乡偏远的外国人，是如何与中国仰韶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联系在一起的呢？

说来话长，先从安特生的履历开始吧。 1874年7月3日，安特生在瑞典纳克省奥利维耶罗市附近的乡村歇斯塔出生。 1892年，他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1898年，作为纳佐斯特教授的助教，他第一次带学生去北极圈、施彼得山区、查尔斯王岛，第二年组织了北大西洋熊岛的调查。 这些经历为他未来的爆炸奠定了基础。

1901年，安特生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和研究生课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助教。1901年至1904年，他参加了奥托诺顿斯基发起的南极洲考察活动，发表了许多著作。 特别是与诺顿斯基合作写的《南极》本书，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1906年，他成为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1911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成为大会秘书，撰写了4卷书《世界铁矿资源》调查报告。 这些成就不仅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而且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安泰生赴南极考察时，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海文斯坦踏上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 这尤其震撼了安特生，他开始将考察欲望和探险的目光投向中国。

当时，与瑞典的地质调查和研究水平在整个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中国的地质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到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格致科，开设化学、地质学二门，聘请德国人教地质学，只招收3名学生。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的学生要么留学要么结业，这门学科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死了。 这极不符合当时“实业救国”的人才需求。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事业部矿政司成立地质科，由日本帝国大学地质系刚毕业的章鸿钊任科长。 章说，发展中国地质事业，必须从提高地质意识和培养人才入手，但其建议没有得到重视，他愤然辞职。

之后，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丁文江接任了地质科科长。 丁文江借鉴章鸿钊的方案，积极推动成立地质研究所，将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 在丁文江的提议下，北洋政府决定聘请具有世界声誉的安特生担任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在列车上与瑞典女性相遇，成为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应中国政府邀请，安特生辞去在瑞典的所有职务，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先到达印度，然后千里外进入中国新疆，沿塔里木河前往中国内地。 1914年5月16日，他在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后抵达北京。 第二天，他就任中国农商部。

在农商部，安特生主要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矿、铁矿石的分布和储存情况。 他兼任地质调查所的教育，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地质调查人才。 他先后发现宣龙铁矿和烟筒山铁矿，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作为矿政顾问，他的工作确实合格并得到了认可。 但随着袁世凯的去世，由于政治派别矛盾和军阀混战，科研工作受到很大阻碍，研究经费也越来越少。 安特生感到很难继续探矿工作，于是将兴趣转移到了古生物化石收藏上。

关于安特生的转向，丁文江指出，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如何使用著名的地质学家，这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重要的机会，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及其负责人丁文江接受了安特生，给予了很多支持。

( 1915年7月4日出版的《政府公报、公文》上刊登的安特生获得农商部一等奖章的呈文) ) )。

安特生研究的拐点出现在1916年初夏。 当时，他被命令去山西调查铜矿。 然而，在垣曲县黄河北岸，却意外发现了黄土下红壤沉积和许多淡水贝母化石。

1917年春天，安特生坐火车去洛阳时，他看到货车边上坐着一位衣着简朴的西方女子，“有一双善良智慧的眼睛”。 他上前用英语说，很快就被这个女人的气质所折服。

这个女人是玛丽亚，来自瑞典的传教士。 她1893年来到中国，首先在山西运城总部工作，1898年3月来到河南新安县传教。 这次和安特生相遇聊了一个小时后，他在新安县下了车。 下车的时候，她和安特生互相留下了地址。 之后，玛丽亚向安特生提供了有关古生物化石的信息。 安特生因此萌发了采集瑞典博物馆古生物化石的想法。

安特生建议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在瑞典境内筹集资金，然后用于在中国境内采集古生物化石，采集的化石经过研究，一半捐给中国，一半捐给瑞典。 该计划经中国农商部批准，于1917年实施。

此后，瑞典方面成立了以皇太子古斯塔夫多夫为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提供了85万瑞典克朗的资助。 从此，安特生开始了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和采集。 然后，他遇到了玛丽亚，并把他带到了河南西部的仰韶村。 这是发现仰韶文化的前奏。

( (安特生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奖励) ) )。

"我预感到我们祖先的遗骸横亘在这里. "

1918年至1921年，安特生的工作集中于哺乳动物化石的收集，同时也进行石器的招募。 其间，他与地质勘查所同事一起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陕西等地采集了许多石器，1920年撰写《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文。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2月，他在北京偶遇了在这里任教的美国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 后者出示了裹着红粘土的骨头碎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叫鸡骨山的地方采集的，并提到周口店一带有很多像堆积物一样的石灰岩洞穴。

3月22日，安特生骑着驴来到北京周口店，在这里进行了试挖，收获不大，只发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动物化石。 他把试挖的化石标本送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那里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标本中含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

安特生给维曼教授写信，希望他来中国，但维曼教授没有时间，就派研究生导师丹斯基去中国。 师丹斯基在安特生的帮助下，于1921年8月意外发现了后来有“北京人化石产地”之称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并进行了试掘。 这次试挖发现沉积物中有很多白色石英岩石器的碎片。 正因为发现了这个碎片，安特生对师丹斯基说：“我预感到我们祖先的遗骸横亘在这里。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找到它。 没有必要着急。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把这个洞穴挖透”

1923年秋天，安特生要求师丹斯基重新挖掘那个周口店的第一地点。 但是，由于可挖掘部位高高地悬挂在陡峭的墙壁上，所以建造合适的脚手架并不容易。 师丹斯基匆匆完成这项工作后，回到了欧洲。 结果表明，1919年12月2日，保存完好的古猿人头盖骨化石由中国学者出土，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头盖骨化石。

(工作中的安特生) )。

这个惊人的发现，安特生无疑起到了“先导作用”。 事实上，1921年和1923年的两次试采，他们其实很接近“北京人”。 早在1921年，人们就发现了一颗“可疑”的牙齿，可惜师丹斯基认为这颗牙齿是类人猿的，不是人的； 1926年夏天，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化石中识别出明确的人牙后，该“可疑”牙确认了人牙。

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储访华的欢迎宴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宣布了这个消息，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

之所以能在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不是因为安特生运气好，而是因为他早有准备。 早在1899年，也就是王懿荣在药店发现甲骨文的那一年，德国驻华大使馆哈勃就把在中国收集的“龙骨”运回德国。 慕尼黑大学的古生物学家研究了这些化石后认为，这里面大约有90种哺乳动物，包括像猴子但像人一样的牙齿。

这份报告刚发表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在意，远在中国的安特生注意到了。 他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收集古生物化石，直到在鸡骨头山发现“北京猿人”遗址。

玛丽亚带着安特生山地考察，强盗们微笑着看着他

对安特生来说，发现“北京猿人”已是后话。 他在北京鸡骨山试挖后，马不停蹄地去新安县，想去见在火车上遇到的玛丽亚。

那是1918年的11月29日。 说是为了感谢玛丽亚的帮助，其实他更想去那里考察，找到他所渴望的古生物化石。 那是强盗出没的地方，以防万一，他拿着手枪防身。 但是玛丽亚说，要和他一起出去，必须把手枪放在家里。

(玛丽亚在中国时的照片) )。

安特生跟着玛丽亚经过许多村子，在山里游荡了一整天。 他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和监视他们，但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他把这个传说告诉了其他传教士。 他说。 “强盗们微笑着看着他，只要新安和玛丽亚在一起，到哪里都安全。 ”

之后，玛丽亚推荐去涩谷一带看看。 他去了渑池县。 迎接他的是瑞典传教士天泽和县知事胡毓藩。 在他们的帮助下，安特生在渑池县北部找到了更多的古生物化石。

1919年，安特生再次来到新安县看望玛丽亚。 当时整个河南省濒临饥饿，玛丽亚和同事们正在参加紧张的救援工作。 玛丽亚在新装修的孤儿院安置了几百个孩子。 她房间的地板上都挤满了孩子，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这一年，玛丽亚因协助安特生发现了古生物化石，被瑞典科学院授予了银质林奈奖。

1920年秋天，安特生把采集员刘长生派往渑池县，也是因为得到了从玛丽亚那里得到的信息的帮助。 一年后，他亲自去了渑池县两次，终于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这个举世震惊的考古大发现。

可以说，如果安特卫普没有在火车上与玛丽亚相遇，他可能会改写或推迟仰韶文化的发现。 这次在电车上的相遇，成为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的契机。 因此，安特生在著作《中国龙与洋鬼子》中，用整章来描写他对玛丽亚的爱和尊敬。

( (古书网上销售的安特生著作《中国龙与洋鬼子》 ) ) ) ) ) ) ) ) ) ) ) ) ) ) ) ) ) ) )。

命名为“仰韶文化”，提倡“中国文化西说”

和玛丽亚的相遇，成就了企业家。 仰韶村挖掘完毕回到北京后，安特生立即组织专家、学者“会诊”带回的实物，这些实物以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为特点，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鉴定、比较、甄别、论证，遗存深度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根据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的地命名为“仰韶文化”，由于其遗存中也有很多彩陶，因此也成为“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不会自毁“中国无石器时代”理论，也为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提供了线索。

1923年，安特生发表的《中华之远古文化》篇文章，比较了仰韶文化彩陶与中亚安诺和三宝莲文化彩陶的异同，认为仰韶文化可能由相似的彩陶纹饰传播而来。 为了验证这个“中国文化西源说”的假说，他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他构想的文化通道中向——寻找史前时代的文化遗存。

(安特生所着《中华远古之文化》 ) )。

一九二三年春天，安特生率队从西安开往兰州。 6月21日，抵达兰州后不久，他又沿着湟水河谷出发前往西宁，在西宁以东的十里堡村，发现了一个露出彩陶片的文化层，他认为仰韶文化已经蔓延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

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回西宁的路上，先后发现罗汉堂遗址和朱家寨遗址。 安特生挖掘后者，在北约7公里处发现卡约文化遗址； 1924年4月，他在兰州泾河发现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寺洼文化遗存等，后在甘肃民勤发现沙井文化遗存。

这些发现让安特生高兴的同时，他也面临着仰韶文化是什么人、是什么时代创造的一系列问题。 你从哪里来？ 又去哪里？

1923年以前，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中亚安诺和三聚彩陶相似，并提出两者可能同源。 同时根据安诺在仰韶之前的意见，认为彩陶可能是自西向东，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的。 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24年，他又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说”； 1932年，虽然坚持“彩陶西来”的假说，但他又意识到中国彩陶的质量比西方高，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产生了怀疑。 1943年，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认为仰韶彩陶与近东无关，但无法确定其起源。

中国文化不是“西来”，而是从中原向西北扩展

为了检验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物工作者于1954年挖掘出西安半坡遗址。 1956年和1957年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 前者是仰韶文化的早期类型，后者是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类型。

此后又发掘出类似仰韶文化遗址四五千个，大部分为庙底沟类型。 这表明这个时期的文化发生了大爆炸。 经过碳14测定，证明安特生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变种和发展。 这意味着庙底沟文化彩陶在青海、甘肃一带传播后，经过发展过渡到马家窑文化，使马家窑彩陶在庙底沟彩陶的基础上发展更加丰富多彩。

这标志着在汉代丝绸之路形成之前，连接西北和中原的文化通道已经形成。 这条通道所起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仰韶时代。 只是，并不是像安特生说的那样从西向东，而是从中原向西北地区延伸。

安特生因“对中国文化的西方来说”，曾在一个时期被误解为“有种族偏见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他在中国考古事业、中瑞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 特别是根据协议，从1927年开始将运往瑞典研究的文物归还中国。 这项返还工作进行了7次，1936年是最后一次。 这次他还有很长的名单。 这一履约行为是当时文物掠夺者所无法比拟的。

说来也奇怪，这些被归还的珍贵文物，后来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然而，2005年夏天，这些神秘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仓库里被发现。 想起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去世的老人。

经过历史的曲折，人们也再次“发现”了企业家。 在1985年举办的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再次受到高度评价。 后来，很多展览都提到外国人的名字，表明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挖掘历史中，安特生最先来到周口店尝试挖掘的经历，其意义得到了肯定。

如今，一百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百年华诞，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也迎来了百年纪念。 100年前的这两起事件分别是发生在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仍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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