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留学生做外卖员多吗(瑞士普通人月收入近3万？最低时薪超上海7倍，却引发民众不满？)

欧洲疫情卷土重来，英国、法国、德国把防护级别调到了最高。二战后，欧洲人第一次过了个冷清的圣诞节。

大国一片风声鹤唳，小国也不例外。由于疫情影响，靠金融和旅游过日子的瑞士几乎断绝了所有旅游收入。尤其是从事酒店、餐饮、家政、保洁等服务业人员，不少人丢了工作，靠领救济过日子。

重压之下，瑞士政府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保证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宣布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规定最低时薪不得低于160元人民币，最低月薪不得低于29500元人民币。标准之高，世界第一。

我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最低时薪为21元，月薪2420元。

瑞士这份足以秒杀绝大多数北上广白领的最低工资，却引发了老板和员工的不满，这又是为什么？

瑞士是小国寡民的典范。面积不过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6个上海市，人口只有850万，收入中位数为40000元人民币/月，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由于夹在德、法、意三大强国中间，瑞士人对政治没有兴趣，在绝大部分国际事务上，严守中立，一言不发，政府专注提高国民生活幸福感。

但疫情来了之后，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瑞士政府对疫情反应非常迅速，去年3月就实施了封锁措施。许多从事服务员的人丢了工作，日内瓦街头排队领取生活救济品的照片登上了当地新闻头条。

一位80多岁的瑞士老人抱怨：“这种场景，我只在二战时见过。”

排队领取救济的瑞士人，图片来源：GETTY

一家分发救济物品的慈善机构表示，他们每周都要送出成千上万包食物，排队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妇女，很多人还带着孩子。

从这张登上头条的照片中不难看出，排队人群中有不少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面孔。瑞士亚裔仅占人口的0.5%，拥有如此高的救济人口，也是令人疑惑。

有瑞士土著在社交网络上嘲讽：“亚洲人就是喜欢占小便宜，不管需不需要，他们始终会出现在领取救济的人群中。”

事实上，亚裔在瑞士从事高端金融业、制造业的人数并不多，除了有钱的移民外，大多数人跑到瑞士是为了打工挣钱。当地人不愿意做的低工资、低技术的工作都交给了这部分人，而瑞士最大的城市日内瓦又是个生活压力很大的大城市。

慈善机构的主管查理说：“29500元的最低工资听上去很多，但在日内瓦一点也不多。一个单间租金每月要7000，伙食费最少也要3500，加上3800多的医保，剩下的钱仅够一家四口勉强糊口。”

劳拉是一名护士，她表示目前的工资仅够维持生活：“我26岁了，付不起房租，还跟父母住在一起。”

幸运的是，瑞士人拥有很高的理性精神。在低收入群里生活陷入困境后，社会组织立刻发起了提高最低工资待遇的倡议，争取到了足够的签名支持。在去年9月的公投中，有58%的人赞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

在瑞士，通过这项最低工资法案并不容易。瑞士人对公共支出问题一向非常谨慎，小心地保持财政与福利之间的平衡。

“我们不会像北欧国家一样，提供超高福利待遇。”一位日内瓦主管公众事务官员表示：“福利必须符合财政收入，不然会造成严重赤字，损害瑞士金融之都的声誉。”

日内瓦聚集着全世界信誉最高的银行，全世界的富豪都喜欢把钱存在这里，以免露富。

前不久，美国特朗普要求瑞士银行提供拜登家族的隐藏财富，遭到瑞士银行的拒绝：“保守客户秘密是银行基本原则，我们永远不会违背。”

视信誉如生命的瑞士人必须保持财政健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无疑会增加赤字风险。想当年，希腊就是因为无限制为国民提供福利，导致财政崩溃，老人连退休金都拿不到，落得国家破产，四处变卖国有企业还债。

法纳里在日内瓦经营着一家小餐厅，为了降低成本，他亲自担任厨师，手下雇佣了3名员工。对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怨声载道：“餐厅已因为疫情面临生存压力，调高最低工资无疑是雪上加霜。”

法纳里在疫情之前，每月能赚35000元，提高工资后，他每月要为每个员工多支出4000元工资：“三个人，我就要多付12000，我自己只剩下23000，我的权益谁来维护？”

像法纳里这样的小业主在瑞士不算少数，他们经营着规模很小，无力支付多出来的薪水：“我并不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无法支付。”如果这些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人口激增，瑞士财政负担将成倍增加。

由于贫富差距小，“杀富济贫”的思路似乎在瑞士并不管用。小企业的老板和员工收入差距不超过两倍，从财富划分，两者属于同一阶级，“一刀切”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能造成底层相残。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个社会对底层民众的生活保障，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大众福利的关切。与瑞士相比，美国人也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闹了好几年，至今没有定论。

民主党大佬桑德斯为此天天发推特，呼吁尽快通过最低工资法案。

在1月10日的一则推特中，桑德斯无不讽刺地指出：

2020年，马斯克的财富为245亿美元，2021年，马斯克的财富为2090亿美元。美国最富裕的人财富一年间膨胀了10倍！

而最低工资标准呢？2009年为7.25美元/小时，2021年为7.25美元/小时，整整12年时间一分钱没涨过。

桑德斯要求立刻把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5美元。

结果，就这么份议案，众议院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无法通过。反对的议员振振有词：“我们是在保护美国的竞争力，欧洲不少国家因为高福利已经丧失了竞争力。”

15美元就扯到了国际竞争的层面，明显在胡说八道。站在这些反对议员背后的，正是美国的大资本。

疫情肆虐情况下，有议员呼吁，为高风险职业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比如Uber的司机和Doordash的外卖员，他们每天要频繁与不同顾客打交道，感染风险极高。

美国医保很贵，一般企业能不交就不交，Uber的司机和Doordash的外卖员属于临时工，更没有这种待遇。企业买保险的消息一出，遭到了Uber和Doordash高层的集体反对：“我们无法承担如此庞大的医保需求，他们签署的是非保障劳动合同。”

在Uber和Doordash一番骚操作下，国会没有通过强制医保法案，理由是“保护美国创新企业”，送外卖和开出租成了创新企业，东西方在这点上倒是达成了一致意见。

吃相更难看的是Doordash，他们居然扣除用户给外卖员的小费，把这笔收入算成平台费用！结果闹得满城风雨，Doordash才把钱退给了外卖员。

瑞士宁愿冒着企业破产的风险，也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美国人看到了，能不冲进国会大厦吗？

作者：江左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