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羲：在瑞士，两位室友感染新冠却不遵守隔离规定，我只好搬家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若羲】

疫情下出国留学

2020年9月，我由国家公派赴瑞士日内瓦留学。虽然时值全球新冠大流行，但瑞士的疫情已经有所好转，全国每日新增新冠病例约三百例。

作为对比，2020年瑞士全国常住人口867万，略多于我国的昆明市（846万）。彼时疫情限制有所放宽，各高校都重新开放了校园，部分恢复线下授课。我所在的研究院考虑到卫生防疫要求，限定每门课的线下上课人数。

深秋周末，日内瓦老城区。图自作者

也就是说，即使我已经身处日内瓦，也必须按照轮换要求，每两周才能去教室现场上课。尽管这种“半远程授课”给教学双方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初次出国留学的我也从课堂中受益良多。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期待着可以保持这样的教学节奏，甚至恢复完全的线下授课。

然而，10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包括瑞士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开始经历疫情的剧烈反弹，瑞士日增数千例。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坚持每天通过微信通报最新的疫情数据，并再次通过各地学联向在瑞中国留学人员发放健康包，健康包内有医用口罩、消毒湿巾、连花清瘟胶囊等防疫物资，还附有一份防疫手册。

为了方便留学生们领取物资，日内瓦学联负责同学在市内主要校区和宿舍区都设立了室外健康包领取点。彼时已是深秋，天气转凉，室内已经开始供暖。而学联的同学们在室外发放物资，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只为了让更多同学能领到物资。我拿到健康包那一刻的温暖与感动，真是难忘。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放的健康包。图自作者

随着疫情加剧，2020年11月初开始，日内瓦执行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进入“半封闭状态”：高校实行远程授课；非必要的商业场所（如酒吧、餐厅、电影院、博物馆等）关门；建议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半封闭状态竟然会一直延续到2021年3月。

开春后，天气回暖、新冠疫苗逐渐普及，瑞士的疫情得到了控制，复工复学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冠疫苗的普及也仿佛给人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工作生活也逐渐回到正轨。

疫苗带来的乐观情绪一直延续着，即使2021年底2022年初新变种奥密克戎席卷欧洲，瑞士日增病例高达三万，防疫政策依然较为宽松。人们可以如同往常一般前往商场采购节日物资、在餐厅堂食、与亲朋好友聚会。2020到2021年半封闭时期的冷清与寂寥似乎已经不会重演。

日内瓦的夏日黄昏。左下方种树处是卢梭岛，以出生在日内瓦的卢梭命名。图自作者

当舍友感染新冠

在瑞士期间，我和身边其他留学的小伙伴都自觉加强防护，保持着戴口罩、不扎堆、勤洗手的习惯。但即便如此，由于集体生活的特殊性，面对病毒我们依然防不胜防。2021年11月，我的两个舍友（分别是法国男生和西班牙女生）同时确诊新冠，这也让我看到了不同国家、不同人民面对疫情的态度。

我所住的学生宿舍是一间七室二厅一厨一卫一浴的公寓，每人有一间自己的卧室。也就是说，我和另外六位舍友共用厨房、浴室和卫生间。在租房市场供不应求的日内瓦，能够找到这样一间学生宿舍安身已经很不容易。但疫情的冲击，也让集体生活岌岌可危。

两名舍友确诊后，在通讯软件上向我们其他舍友告知了这一消息。他们只是轻症，按照日内瓦的要求是不必住院的，只需居家隔离十天，等待转阴即可。但这也给我们其他舍友带来了巨大挑战。

阳性患者的居家隔离虽然是强制的，但鲜有监管。好在我们所住的是学生宿舍，宿舍管理员一直保留着一间空公寓，专门用于隔离。在管理员安排下，两名舍友这才在确诊第二天搬去了楼上的隔离公寓。

我和另外几名舍友作为密切接触者，在知道舍友确诊后的第一时间去做了核酸检测，并在五天后进行了复检。幸而我们五个人都接种过新冠疫苗、平时也很注意防护，因此并没有被感染。知道核酸结果为阴性后，我们都大松了一口气。

在两名确诊舍友搬到隔离公寓后，我和其他舍友戴着口罩对公共区域进行了消毒。确诊舍友留在水槽里没来得及清洗的餐具，我们也小心翼翼地替他们洗净并煮沸消毒。

两名确诊舍友（其中一名甚至是医学毕业生）都是坚定的反疫苗者，认为疫苗是“不自然的”，而且自己年轻体壮，即便感染也没什么大碍。在确诊之前，他们和其他来自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舍友讨论过疫苗的事儿，抨击疫苗相关政策。

我们虽然不好当面说什么，但是总归有些担忧和不快——毕竟同住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群体感染风险可不小。如今担忧的事情发生，态度的分歧也就更加明显。

在确诊舍友搬去隔离公寓、我接到自己的核酸阴性结果后，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好不容易稍稍放下。但命运总是爱开玩笑。正当我戴着口罩独自在厨房一边切菜准备午饭，一边琢磨下次核酸检测的日期时，那名确诊的法国舍友竟然回到了宿舍，并径自打着招呼走进了我所在的厨房，甚至都没有问我是不是可以让他进来。我顿时就愣住了。

这还只是他确诊的第三天，按理说病毒感染性应该很强。但他却在没有任何事前通知的情况下，只戴着外科口罩就离开隔离区、回到公共宿舍，并且没有跟我保持应有的防疫距离。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和其他舍友还忧心忡忡地清扫了所有公共区域，但他却连遵守基本防疫规定都做不到。

看到他进厨房的那一刻，我感到意外、震惊，随即是气愤。我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避免和他有再多直接接触。我再次查阅了日内瓦政府关于新冠患者的隔离政策，其中包括了必须保持1.5米防疫距离、使用公共空间和物品后自行消毒、仅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离开隔离房间等规定。

我猜测宿舍管理员在安排两名确诊舍友搬到隔离区后，并没有和他们说明隔离要求，或者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些规定，不愿意执行。

此时其他没有确诊的舍友都不在家，我意识到要保证两名确诊舍友遵守隔离规定，光有我监督是不够的。我的舍友中有一位意大利女生，对待疫情谨慎小心。

在两名舍友确诊后，她和我一样非常紧张。我想大概因为意大利是欧洲较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这位意大利女生在疫情期间还曾在法国当交换生、住集体宿舍，作为外国人见识了法国处于疫情漩涡中的状态。

西班牙舍友在确诊当晚也曾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进了我们的客厅，完全不顾在客厅的其他未确诊舍友。这让意大利女生感到不满，但考虑到他们会搬去隔离区，也就没有提醒他们注意。

离开厨房后，我立刻和意大利女生发消息说明了法国舍友离开隔离区回公共厨房的情况，她也非常震惊。于是我们连忙在宿舍群里和两名确诊舍友说明，提出我们可以帮他们取东西送到隔离区，但请他们务必尊重我们的防疫努力、遵守隔离要求、尽量不出门。

其他舍友在了解情况后纷纷表示赞同我们的提议。两名确诊舍友也终于答应遵守防疫规定，在结束隔离之前都没有再回到公共宿舍。直到他们新冠检测转阴、结束隔离，这次危机才终于解除。

2021年底，宿舍窗外的日内瓦初雪。图自作者

经历了这次风波后，我搬了家。听说我的西班牙舍友后来在医院找到了一份做新冠核酸检测和注射疫苗的工作，我想这实在是黑色幽默。

在得知舍友确诊后，意大利女生曾向我感叹：“家本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现在却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身处异国他乡，照顾好自己也是对国家、对家庭负责。

但当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成为病毒感染的渠道，当个人的防疫努力无法完全保障自己免于感染，当疫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争论不休，我们所有建立于正常生活基础上的安全感都何等脆弱。

身处“国际日内瓦”的思考

疫情不仅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也不断重塑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日内瓦是众多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总部所在地，故而有“国际日内瓦”之称。

对于全球卫生、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等跨学科议题的关注，是日内瓦城市性格的一部分，也是我所攻读的国际发展专业的特点。

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博物馆内展出的海报。图自作者

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围绕疫情展开讨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门全球卫生的专业课，主讲教授是医学专业出身。

疫情期间，除了教学科研外，他还会定期在日内瓦大学附属医院坐诊，常常穿着一身白大褂，在值班的间隙和我们远程上课。

在他的课上，当讨论到新冠带来的思考时，同学们都打开了话匣子。一位同学指出，新冠疫苗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问世，但许多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指主要是在贫困地区尤其是热带地区炎热潮湿气候环境下流行的传染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医疗诊治。

这是因为新冠疫情给全球都造成严重影响，也因此在短时间内促成了疫苗相关的科研投资合作。相比之下，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发生在贫穷国家、最贫穷人口中，极其猖獗却鲜为人知。

我想，在全球化的时代，传染性疾病跨越国界实在太容易。我们必须把全球卫生视作整体，防微杜渐。

我在课上提到，不同国家对于防疫用途的个人信息政策差别巨大。坐在医院值班室的老师点点头，拿出自己的手机对着镜头晃了晃，说：“没错。我在手机上下载了SwissCovid（用于追踪和提醒新冠密接的官方APP），但即便我在医院上班，医院里新冠患者多到床位不够用，这个软件却从没有提醒过我身边有新冠患者——想想看，多少人得了新冠却没有下载APP、上传位置信息。”如何处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也是一道亘古难题。

开春后，公园里满是晒太阳的人。图自作者

疫情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新冠病毒的源头仍不清晰，但野生动物保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实行了严格的禁野令，新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在修订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态健康与人类健康的紧密联系，不再消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宝贵教训。

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传染病流行、社会极化……疫情会是这诸多矛盾的爆发点还是转折点？

今年农历春节，我又和朋友们在海外度过。不同于去年半封闭状态下的孤独，今年的我们更充满信心与希冀。我衷心期盼，新的一年里，疫情的冲击逐渐消退，社会恢复正常秩序，人们也将有更大的决心面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