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中日贸易与博多宁波航线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1274年10月(公历11月)，在日本北九州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黑色的船。 这是来自高丽的蒙古，高丽联军船队。

10月5日，蒙古、高丽联军攻占对马岛，15日攻入壹岐岛，随后由900艘军船组成的巨大船队出现在九州岛西北部的博多湾。

10月20日，蒙古、高丽联军在博多湾登陆。 这是东亚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蒙古入侵”，在日本年号中被称为“文永之役”。

181年6月，灭亡南宋后的蒙元再次袭来，蒙古、高丽联军再次渡海出征，南宋降军也作为江南军从庆元(宁波)投入战场。

江南军未到达之前，蒙元、高丽联军再次进入博多湾，因日方修筑防御工事，联军未能成功登陆，只好退回海上(后事皆知)。

这被称为“第二次蒙古入侵”或“弘安之役”。

蒙古袭来画词

作为日本列岛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外敌入侵危机，“蒙古入侵”严重影响了日本列岛社会乃至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这一事件也是讲述中日关系史不可回避的话题。

《蒙古袭来》的题材在日本自古以来就备受关注，著名历史学家网野善彦、黑田俊雄、村井章介等人写过关于这场战争的书。

在本期“蒙古入侵”专栏中，笔者将从与这场战争相关的贸易、港口、岛屿、经济、政治、宗教形势等方面向大家展示“蒙古入侵”的多重面貌。

但在本期专栏的开头，笔者不想直接谈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战斗的过程，而是想谈谈“蒙古入侵”的两个重要地方。

一个是弘安之役，江南军出港地宁波。 二是蒙元、高丽联军两次选择的登陆地点博多湾。

通过介绍这两个地点，可以了解“蒙古入侵”发生之前，中日交流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宁波可谓名存实亡。

宁波有明州之称，是南宋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南至闵广，东至倭人，北至高句丽，商舶来往来，物产丰衍。

“明州在唐末逐渐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北宋最初把两浙江市舶司设在杭州，992年搬到明州定海县，合并为杭州、明州两地。

遣唐使时代结束后，中日国家间外交中断，海商成为新的主角。

11世纪以后，前往日本贸易的船只的出港地几乎都限定在明州。

12世纪以后，南宋朝廷“行在”临安，南宋政府有意将两浙路的贸易港限定在明州一处。

据榎本涉统计，从13世纪到14世纪前半期，除了突然漂流的零星船只外，中日的船只往来几乎都限定在明州入港。

当时，日本的船经过昌国(舟山)进入明州，驶向杭州等地。

来自福建、浙江等地的海商须向明州的市舶司征求出港许可后方可进行出港贸易。

另外，明州也是通往高丽的港口之一。

博多站

与宁波相比，博多这个地名在国民心中并不出名。

但是，实际上博多在今天的日本也是比较重要的地名，是九州岛最大的城市福冈的博多区。 坐过东海道山阳新干线的人一定知道博多是这条横贯东西的高铁路线的西端终点站。

福冈的地铁机场线横穿博多站的地下，在中洲川端站与箱崎线相接。

长期以来，日本历史学家对博多鲜为人知，1977年地铁建成时，博多站北侧大量出土宋代瓷器，震惊世界的博多遗址群从此闻名天下。

由此，曾经的对外贸易港博多的繁荣景象浮出水面。

20世纪80年代，宁波天一阁发现3条主干道3年( 1167年)寺院参道铺石。

三块基石上刻着捐赠者的名字，分别是张公意、丁渊、张宁。

但有趣的是，这三位捐赠者并不是南宋时期宁波的当地居民，而是署名为“建州普城县寄日本国”、“日本国大宰府博多津居住弟子”、“日本国大宰府居住”。

张公意除了自称出生地普城县(福建南平市浦城县)外，后两人都自称日本居民。

其中“大宰府博多津”是北九州的贸易港博多。

大宰府的政府机关位于福冈市区的南部，平安时代是日本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但是，从9世纪到12世纪，大宰府已经不能彻底维持官方的贸易体制了。

镰仓时代以后，御家人武藤成为大宰府的实际负责人(大宰少贰氏、大宰府的次官、武藤氏从此被称为少贰氏)，设立守护所，成为博多的统治者。

大宰府政厅以北的海岸一带原设有外宾接待设施鸿胪馆，1987年在福冈市和平台球场发现鸿胪馆遗址，出土了大量唐末至北宋的青瓷。

11世纪中叶前后，大宰府鸿胪馆的功能逐渐停止。

在此期间，来大宰府贸易的宋商人开始在鸿胪馆以外建造房屋，在博多建立自己的贸易据点。

滋贺县西教寺藏有1116年抄写的《两卷疏知礼记》 (四明知礼对《观音玄义》的注释)，之后附有识语。

五月十一日，筑前国博多津唐房大山船龚三郎船头房、有智山光明房唐本移书完成。

这本佛教典籍的书写者龚三郎是船主，他姓汉姓，是宋人或宋人的后裔。 他住的是“博多津唐房”，也就是博多宋商人的集中住宅。

另外，《教训抄》 《中右记》 《荣西入唐缘起》等史料中也有唐房(唐坊)的记载(实际上，1990年南九州鹿儿岛持体松遗迹、仓木崎海底遗迹中也发现了大量陶瓷，柳原敏昭、服部英雄等在九州各地写道：“

当时的博多，实际上建在入海口息滨和博多滨两个巨大的沙洲上。

西边是海湾，东边是陆地，南边是比惠川。

港口位于博多滨西侧，与息滨呈半月形，宋商人唐房毗邻这个繁忙的港口。

唐房东侧是日本人居住区，再往东北方向是被称为“宋人百堂”的宋商人墓地，后来改建为圣福寺。

这些11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住在博多，从事贸易活动的宋商人就是“博多纲首”，纲首是贸易船的船主，也被称为都纲。

唐末新罗海商巨嘴鸟张保皋覆灭后，中国人海商成为东亚海域贸易的绝对主角。

在高丽，在日本可以看到中国人海商居住区存在的痕迹。

12世纪后半期，宋商人们的居住区突破唐房范围，遍布博多全境，与日本人杂居。

筥崎宫

那么，这些宋商人的生存和贸易形式如何呢？ 让我们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个叫张光安，他大量出现在史料中，其实是因为他的死讯，记载在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史料《华顶要略》中：

门末寺的大山寺所司上山申诉，神人与船头张光安相通，为八幡宫权别当宗清法印代官筥崎宫留守寺主巡访，其子左近监禁光助等，也曾被杀害。

根据权别当宗清的说法，被赐予山门，并被他杀地博多津并筥崎社召见的人，被认为是山门领的理由，只要缩小奏状就可以向申之申诉……

史料中引用的是诉状。

据说在博多，智山大山寺向上级寺院延历寺(山门)派遣了人，向延历寺总部报告了博多筥崎宫神社不在家的行为波及到了儿子光助，杀害了“神人通事船头张光安”。

在其他史料中，张光安也被称为“大山寺神人船头”、“山门末寺镇西大山寺神人”、“大山寄人博多船头”。 也就是说，宋朝的商人张光安是与博多山寺有主从关系，受到大山寺保护的“神人”。 (前面的龚三郎的船被称为“大山船”，应该是同样的关系)。

杀害张光安的筥崎宫不在家，是京都石清水八幡宫的下级，延历寺接到大山寺的报告后，立即召见石清水八幡宫长官宗清(兼任筥崎宫检校)，上山，要求朝廷重罚筥崎宫，将博多津和筥崎宫定为延历寺领地。

朝廷接到延历寺的上诉后，想安抚延历寺的僧众，但僧众听不进去，于是提起日吉、祇园、北野神舆，发动了以神意为支撑的暴力“上诉”行为，胁迫朝廷服从他们的意志。

显而易见，博多的宋商人张光安生前以博多地区的实力派寺院大山寺为后盾。 他被筥崎宫的人杀害，引起了筥崎宫、大山寺各自的上级，也就是京都周边的两大宗教势力延历寺和石清水八幡宫的冲突。

以九州当地乃至中央的政治或宗教势力为后盾，是当时居住在博多的宋商人常见的生活方式。

张光安死后，延历寺看似义愤填膺，其实从他们的诉求中就可以看出，延历寺希望博多津和筥崎宫成为延历寺的领地。 这显然是着眼于博多对外贸易的利益——，这与大山寺和张光安的相互利用关系相同。

(圆尓

比张光安晚一点的宋商人谢国明，在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登场，由著名演员北大路欣也( 《半泽直树》中的东京央行行长)饰演。

这个谢国明在史料中有相当日本的名字“谢太郎国明”。

谢国明是博多禅宗寺院承天寺的创立者，也是宗像神社领地小吕岛的地头领主，此外还有离博多很近的野间、高宫、原村等很多土地。

南宋禅宗五山第一、浙江余杭径山寺失火时，1244年，在自己熟悉的入宋留学僧圆尓( 1202-1280 )的要求下，谢国明将千块木材运往径山，帮助径山寺重建。

木材运到后，卡车方面付了三万贯钱。

很明显，这是披着捐款外衣的贸易活动，船的派遣主体不是谢国明，而是日元公寓。

而站在圆寓背后的，是当时京都权力倾向朝野的摄关家大人物九条道家( 1193-1252 )。

谢国明就这样作为圆寓、九条道家的代理人与径山完成了交易。

镰仓时代，博多的宋商人们寻求日本的内部寺院和政治权力的保护，像谢国明一样得到领地成为领主。

而且，当时的贸易船并不是博多纲首次的个人独资派遣，背后大多有大寺社和政治势力的支持。

也就是说，宋商们是日本大寺社、大贵族的贸易委托代理人。

当时的朝廷、幕府、大寺社、大贵族大多参加对宋的贸易，他们以筹措寺院的资金为目的，多作为贸易支援者和出资者工作。

例如1242年，另一位朝廷重臣西园寺公经( 1171-1244 )派遣的贸易船回国，得到了“钱币十万贯”和“各种宝物”。

蒙元军的两次登陆点其实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也是活跃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商最亲近的地方之一。

博多是优质的港口，也是很棒的登陆地点。

在蒙元、高丽的船队出现在博多湾之前，这个繁荣的贸易港，迎来了送给宋商人们的船队。

当然，宋商船的船员们可能有更复杂的背景。 像沉没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原商船“新安沉船”( 1976年发现)一样，这艘中国制造的尖底船)上有很多写有日本东福寺、筥崎宫的木简，船上的用具有中国的锅、日本的漆碗和木屐。

这艘贸易船上应该曾经有中日混合的船员队伍。

实际上，当时住在博多的宋商人中，与当地女性结婚的人也不少。

“博多纲首”们率领着混血队伍，博多也是混血城市。

这就是蒙古入侵前夕博多湾的真实景象。

九条道家

蒙古帝国面临的是中日贸易发达的南宋-镰仓时代。

当时的日本，以京都镰仓东西两大城市为中心，发展了沿岸航运交通网络和大小交通、贸易港口城市。

日本各沿海航运交通网络汇聚博多，连通通往南宋、高丽的东亚海域贸易网络。

在幕府执权中掌握镰仓幕府实质性权力的北条氏积极加强了对交通物流要道的控制，这些交通要道大多成为了北条氏的领地。

京都的朝廷也是一样。

日本各政治势力以各种形式参与对宋的贸易，享受着从宁波源源不断运来的宋朝商品的便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元帝国的崛起打破了海面的宁静，东海、黄海、日本海之上风浪骤增。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国际战争，给东亚世界的格局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繁荣的中日贸易能继续下去吗？ 接下来，本专栏将持续关注“蒙古袭来”国际战争背后的多个因素，为大家还原蒙元帝国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羽田正编： 《海見歴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村井章介： 《境界史構想》，东京：敬文舍，2014年

村井章介： 《中世日本内外》，东京：筑摩书房，2013年

榎本涉： 《東海域日中交流》，东京：吉川弘文馆，2007年

山内晋次： 《奈良平安期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年

柳敏昭： 《唐坊唐人町》，荒野泰典等编： 《倭寇「日本国王」》，东京：吉川弘文馆，2010年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