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留学行业：大机构失血严重，洗牌加速。

往年春夏都是留学行业的旺季。

整个产业链开始运转： 2月，学生开始准备语言考试，报班突破薄弱项目3、4月与中介合作，准备材料，撰写申请文件； 如果顺利的话，6、7月份可以得到报价； 8月底坐飞机，落地熟悉环境，办理入学手续； 9月顺利开学。

对于更加关心的家庭，准备时间更长，一年，甚至两年前。

没想到，由于突然的瘟疫，链条完全散开了。

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结束，在线语言培训机构被迫停业，民航“五个一”政策导致交通收缩； 在海外肆虐的瘟疫，更从根本上消除了一部分学生的出国欲望。

“说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一位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个时候，比任何人都要支持。

”

出血大的机构

李琪在媒体行业工作了两年。

最近她申请了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一年的媒体专业硕士学位，打算继续深造。

在她原来的计划中，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今年2月开始准备雅思考试，年取得成绩，9月入学。

即使成绩不理想，也可以过去上语言班后再制定进一步的计划。

去年，她在淘宝上找到一个中介，缴纳了一万多元。

但是，由于突然的瘟疫，去英国留学突然变成了“坏主意”。

据中介称，不能退款。 最多只能延期到明年。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在目前情况下，她担心“明年可能也去不了”。

李琪的犹豫并非孤例，是今年整个留学市场的普遍现象。

长沙留学顾问柏玲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已经有几名学生打消了出国的意愿。

而且，学生成绩越优秀，影响就越大。 这些学生在国内有高分、保底的选择，但在出国或留下之间犹豫不决。

由于海外疫情肆虐，这个选题一下子成了悬案。

需求被强制切断，反映在行业上，整个产业链都在出血。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房租成本高昂，大型组织面临的情况比中小企业更为严峻。

2月中旬，金吉列总部发出通知称，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接近停滞状态。

为了“度过这个特殊时期”，希望通过与员工协商，调整报酬、调动工作、停职等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全员携手度过难关”。

根据通知一并下发的《薪酬确认单》，对在公司工作的人员，在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标准下，发放总经理成员50%，总监60%，经理70%，员工80%，考核方式不变。

待大环境明显好转后，逐步返还差额部分。

这个规定从一月开始实施。

(在网上传递金吉列员工的报酬确认单。

）

(一些离职员工在微博上抱怨说，金吉列甚至操作“借用公司的电脑”。

）

留学产业链上，最主要的两个环节分别是中介服务和语言培训。

金吉列的业务比较单一，以中介为主。

相比之下，需要大量现金流来养活教师队伍，对支付房租的语言培训机构，甚至是两手抓的大企业，冲击更为剧烈。

6月初，据新京报报道，位于北京丰台的英语教育机构——北外儿童英语(角门校区)因资金问题停止运营，200多名学生无法支付学费退款，相关金额超过100万人。

据报道，疫情期间，该机构的在线课程停滞不前，到5月为止曾开展过几次在线课程教学。

5月16日，在线教育也暂停。

6月3日，校方在家长微信群里发出通知，称校区资金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进入停运状态。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机构的资金状况还不足以退款，只能调整周边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转学服务。

5月的一个工作日，中国新闻周刊走访了位于北京灯市口大街的澳际教育和新东方阜成门校区。

前者很安静，大的办公区域只有几个工作人员。 相关负责人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要求。 后者的门被关闭，门上着锁。

(大门紧闭的新东方阜成门校园。

图/石若萧)

立思辰黑龙江欧亚部总监张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目前签约缴费的学生人数约为往年的三分之二。

但是，由于该行业具有早期性，今年计划出国的学生大多是去年支付的。

疫情对行业的真正冲击，还要等到下半年。

有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语言培训机构的岗位主要分为顾问和老师两类。

顾问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签约的业绩，疫情使得这个收入几乎为零，大多数人只能领到当地基本工资70%的老师的情况稍好一些，一些新冠灾祸前报了课的学生不能退款，他们可以在线上没有下课的课

“如果能讲课的话，无论如何都要交学费。

”

但将在线教育转为在线后，比起北上广，二线城市很快就缺乏竞争力。

该业内人士直言：“反正网上听课，为什么要选地方老师？ 就算贵一点，也一定在找京沪的吧。

”

洗牌加速进行

事实上，即使没有疫情，近年来中介业务的发展也逐渐遭遇瓶颈。

《留学行业观察》9日总结了这一趋势。

访问了几个收入在2000万以上的组织后，得到的数据显示，与2017年相比，2018年半数以上的组织的业绩下降，严重者的业绩几乎接近崩溃。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组织业绩上升；剩下的业绩勉强达到持平，但利润岌岌可危。

本文将部分原因归纳为人口。 2000年前后，新生儿数量下降到最低点。

而到了2018年、2019年，这些千禧宝宝就到了高考年龄。

缩小的人口反映在行业上，直接影响业绩。

考虑到上述留学行业的早期性，未来几年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由于人口的减少，增量市场成为库存市场，各机构对顾客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行业洗牌。

从根本上说，留学中介并不是一门门槛特别高的生意，本质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差价。

大型组织的员工在积累了国外高校的资源和一定的客户群后，完全可以另起炉灶。

这种行业天性，叠加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下，让公众号、个人品牌、甚至淘宝文件中介大量涌现，逐渐消解了大公司的品牌价值。

受此潮流影响，澳门国际、启德、金吉列等机构向各城市的CBD商圈高价租用办公场所，以维持品牌高级形象，降低客流量的经营思路越来越不合理。

为了坐上移动互联网的高铁，很多机构都在把赌注押在APP上。

2017年，澳大利亚推出了“小希留学”。 今年年初，金吉列宣布“大学校长”。

这些APP的共同点是削弱母公司的品牌，通过平台逻辑吸引顾问和语言培养机构。

学生在平台上签约成功后，平台和组织会按一定比例划分。

(小希留学(左)和大学校长(右) ) APP的接口。

）

对于这样的尝试，业内人士并不都期待。

张超认为，中介服务要完全从线上过渡到线上，就像消费者从实体店过渡到淘宝、京东一样，背后牵涉到一系列思维方式的变化，简单过渡就不可能万事如意。

他举了“顺留学”为例。

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由启德原明星员工张杨创立，主要通过线上“分级合作制”招揽顾问，一度给出90%的高额提成，震惊业界，获得了美好的未来和IDG的联合融资。

但是，之后迅速衰退，出现了2018年大量取消分公司的消息。

目前，各大APP应用市场已无法搜索APP信息。

与大型组织相比，小公司和私人雇主的空间更大。

柏玲早年在新东方担任顾问，2011年独立开门，为长沙大学城一带的毕业生提供中介服务。

因为便宜，只有普通设施的二分之一。 客户有很多来自学生们的相互介绍，相当稳定。

2015年，她在长沙万达买了一间办公室。 只是因为“我觉得更高端”。

但她很快发现，自己的客户大多来自外国，自始至终都见不到面。

当地的学生也倾向于找咖啡店就近交流。

基于降低成本的想法，2019年，她租了一间办公室。

没想到在新冠灾祸期间，这笔租金意外地成为了收入来源。

也有顶风工作的机构。

一家小机构的合伙人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但为了“不想让同行嫉妒”，他特意强调不会透露机构名称。

该机构创办较晚，初期主要致力于微信公众号的内容运营。

两年后，出现了一些爆炸性的文章，加上前期累积的内容效果，来咨询的学生数量突然翻了几番。

即使现在在新冠灾祸中，团队成员也没有空闲时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也无能为力。

目前，该组织的客户群基本上是从在线转化而来的。

10人左右的队伍，年收入超过了300万。

下一步怎么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英国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华威大学、杜伦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的入学时间推迟到10月。

大多数大学都在官网上写通知。 大课在线进行，小课根据情况安排。

“谁愿意付那么多钱去上网络课？ ”李琪血淋淋地说。

对许多国际大学来说，海外留学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为了避免这一收入大幅减少，各高校普遍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

总结来说，就是在降低招生标准的同时，提高返乡比例。

降低标准意味着部分学校普遍降低了各专业的入学雅思要求0.5分。

最极端的是伯明翰大学等高中，宣布将4月初因入学要求而参加的英语考试的类型增加3个，其中包括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但是，以六级成绩申请的学生必须上六周的语言班。

伯明翰大学

图/虫子的创意)

这一举措不仅让竞争者陷入困境，也让被雅思、托福两家公司垄断多年的语言考试市场出现了裂痕。

“以前，谁也没想到六级成绩也可以用来申请？ 其他学校如果不跟进，在争夺学生的竞争中可能会下风； 但是，要开创这个先例，雅思、托福必须做什么呢？ ”柏玲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除了申请费，“返乡佣工”也是中介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回乡佣工”是指高校为激励中介提供的“感恩费”。

虽然各大学的返佣比例不同，但按照一般规律，质量越差、排名越低的大学返佣比例越高。

也可以达到学生大学本科4年总学费的10%。

张超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国外高校提高复辟比例，很可能刺激一些顾问提出不利于学生的建议。 虽然很抱歉，但是我会“突然”带着本应该申请更好学校的学生去更高的大学。

这种做法很可能从根本上损害顾问所属组织的品牌价值。

更让员工们担心的是疫情对行业的长期影响。

今年，欧美国家面临疫情的进退，全球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给学生们的出国热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许多接受采访的员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担忧：

“这场瘟疫削弱了许多欧美国家的‘高位’圈子。

很多原本想上的学生也出不来。

这是我最害怕的。

”

前面的路颠簸，怎么抓住下一站的票？ 一部分人在观望，另一部分人开始行动了。

张超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往年留学机构的宣传工作都以普及网络校园为主。

但疫情完全打乱了宣传节奏，即便各高校9月份如期开学，也可能不允许各机构入驻。

目前，团队只能致力于线上，投入嘀嘀打车、头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

“现在，我们每天召开会议，思考如何才能开发新的客户获取途径。

”张超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