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在哈佛大学读书是怎样的体验？

本论文是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老师晚年在哈佛学习的经历的回忆。

时隔一个世纪，文中提到的在美读书、研究、生活经历却相距甚远，鲜为人知。

我在哈佛大学住了三年，但最宝贵的成就并不在于这些零碎的知识。

我个人最宝贵，而且应该想起的是那个学问的境界。

我到哈佛大学那一年，校长是劳威尔( Lowell )老师。

他是一位以研究英国政治而闻名的学者，出身于波士顿一带的古老世家，家中有许多读书人，可以说是世代书香。

当时前任校长艾略特老师还健在； 他以改革和现代化哈佛大学而闻名。

哈佛大学的研究院是由他发起的。

关于1920年的哈佛大学，对我来说是什么印象呢？ 现在只有我能回忆的记述。

01我出国之前，我爬过泰山，游过西湖。

当我决定从伍斯特去哈佛的时候，我事先震撼了哈佛的名声，所以我期待着进入哈佛大学是攀登泰山的滋味。这当然是一种感情上的兴奋。也许是对哈佛大学的期待，但几乎和宗教崇拜很接近。

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坐上了火车，从伍斯特很容易就到了波士顿。

仿佛经历了一次哲学家所说的“顿觉”，突然达到了无法到达的境界。

哈佛的剑桥( Cambridge )与波士顿只有一水之隔。

学校本身的建筑物，除了某个教堂以外，都是有名的威顿纳( Widener )纪念图书馆。

在两座建筑物的中间，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校园。

校园周围很紧凑，大部分是文学院相关的礼堂，教授哲学和心理学的著名的爱默生大厦( Emerson Hall )就在这里。

图书馆的后门是通往哈佛广场( Harvard Square )的大道。

哈佛坊是哈佛大学一带的交通枢纽，学校的合作社不仅设在这里，也是通往波士顿的地下铁路的起点。

1920年的时候，这一带的建筑物还不多。

但是研究院的学生，因为他们学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分散在各地。

大多数系都有特殊的建筑物。 ——离总区很远。 例如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在波士顿，植物园也离波士顿很远。

其他各部门散布在剑桥附近，有的离总区近，有的离总区远。

人类学课都是在博物馆的家里上课。

这栋房子是纪念皮博迪医生的六层楼，拥有自然科学陈列品。

当时最有名的陈列品是植物部门的玻璃花( glass flowers )。

就科学价值而言，大部分楼层的陈列都有特殊的价值。

该大楼大门位于牛津街，紧挨着大门的房间是植物、动物、矿物的几个陈列场所。对于人类学部门的所在地，从与牛津街平行、有博物馆后门的另一条街( Divinity Avenue )出入

这条街上有神学院的建筑物，所以被称为神道街。

剑桥的第一年，我住在牛津街，和老同学张欣海老师合租了一间房子。

他和我同时来到美国，本来想学医的，后来转学到了英国文学。

他上课的地方在学校的总区，我上课的地方在神道街，离住处只有一条街，所以很方便。

02注册人类学系时，我发现我不是研究所里唯一的外国学生，而是唯一的研究生。

我接触的所有老师和职员们对我都很温柔，帮助我。

他们告诉我，不久前还有一个外国学生来自印度，另一个来自南非大陆，我是最早到的。 另外，我发现了另一件特别的事情。 至今为止没有学习过人类学的我，得以进入了人类学研究所。

老师们这样对我说。 “没关系。 你已经做好了一般准备。 你学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无论如何我都是刚入门的学生。

所以，我和班一起听了很多免费的一二三年级学生学的课。

虽然有一些为高级班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但听课的学生很少。

我记得有一节讲“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的半年课，只有我注册听课。 教这门课的老师秋克生( Dixon )老师总是按时上班下班，每节课五十分钟，从头到尾好像都在问一百或一百五十个学生。

对他的这种精神，至今想起来，还是肃然起敬。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老师能和他那样苟且的认真态度相媲美。

那时最年轻的老师是后来出名的虎藤( Hooton )教授。

他本来是学古文学的，到英国留学时，兴趣变成了人类学，从事考古工作。

他刚从英国回来，做讲师； 他教的课最重要的科目是《体质人类学》，这是有名的铁门槛； 上课的学生要做一些实验； 学生不仅要学会认识人的骨骼，而且不管它坏到什么程度，考试的时候，他往往会让学生认识一些坏骨头，认识正确就给满分，认识正确就给零分。

他的学业很艰苦，但他年纪小，和学生很合得来。

他经常邀请学生来家里喝茶和吃饭。

有一年暑假，他问我是否计划去其他地方。 我说：“我不打算去其他地方。 我想留在剑桥多读书。

”他问我是否想赚点外快，我说：“如果时间不多，我想试试。

“这里有500个埃及人的头骨。 我还没有打开箱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每天下午来这里，打开箱子，洗一下骨头。

按时给钱； 另一个人在和你一起做。 请不要害怕。

“我度过了大半个暑假。

但是在处理这个人头骨的工作经验中，我也学到了很多方法。

03当时人类学系的研究生很少，正式教课的老师也只有3人。 另外，有很多在田野工作的老师，有时回来教，我们也能听到了。

神学院的埃及学权威Reisner(Reisner )教授就“埃及考古学”开设了讲座，但这位老师有点天真，在讲座上他的政治兴趣非常浓厚，经常谈政治问题，很少谈考古问题所以听了几次，我不再去了。

我选的课，在系里上的只有半数，其他的都是自由选择的课。

我的啃草习惯并没有因为来哈佛就改变，所以选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意思。 除了希腊考古学、埃及学等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外，还选了几门哲学课，还学习了梵语。 而且，不能忘记我的心理学。

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是英国威廉麦克杜尔老师来到哈佛，这又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了。

我听了他的讲习班，和他做了一年的实验。

麦独孤老师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有一次，他建议我在他手下做博士论文。

那时，我在哈佛大学度过了第二年。 我也做了很多人类学的工作。 我不想回到心理学。 因为时间不够。 但是当时我和他进行的心理学实验，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实验方法是我做的。

主题是“先辈的习俗能遗传到下一代吗”。 方法是在铁制长方形水池中搭建迷室，向迷室中放水，两端分别设置跳板； 用白老鼠做实验的动物，从迷室的边缘放入水中。

这只老鼠要学游水，也要学了解迷室。

这个学习的过程：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要做好记录。

大多数老鼠都能学习。 如果有不能学习的老鼠，就把它拿出来，不要让它学习。

白老鼠每三个月成熟一次，交配产生另一代。

当时的计划是对每一代新老鼠进行同样的实验，看看前辈的学习是否和下一代的学习有点关系。

这个实验进行了差不多一年，我把所有的记录都交给了麦独孤老师，以后再也没听说过这件事了。

多年后，一个学习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我。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麦独孤老师根据这些资料，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之后没有在哈佛停留。 他接受了另一所新成立的大学的邀请，去了那里结果老了。

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可以说由此也告一段落了。

04我对考古学感兴趣。 这是研究院的教务长柴士( Chase )老师膨胀的。

他的包博物馆也教了很多考古学课。欧洲的考古学部分，是虎藤老师开的课，大部分是史前考古学，谈到希腊、罗马的时候只是稍微结束了。

柴士教务长希腊考古学是半年的课，对我确实有很多启发作用； 但是，那个，当时我没有感觉到。

哈佛大学佛格博物馆( Fogg Museum )正在展示历史艺术品。

但是，关于希腊、罗马部分的收集品并不多。

要看这两种实物就去波士顿市立博物馆。

柴士老师的教学方法以看照片为主，哈佛大学收集的有希腊遗迹和遗物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筑和雕刻的照片和画数量相当可观。

我之所以对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塑历史有一点清楚的了解，完全归功于上了这门课。

关于伊琴海文化的宝藏，可以说没有这门课，连入门的知识都没有。

但说实话，我在哈佛大学住了三年，最宝贵的成就，并不在于这些零碎的知识。

这些知识当然不是每年都能听到，但得到之后，并不是一切都能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找到合适的安排； 大部分可能很容易在别的机会找到！ 我个人最宝贵，而且值得回忆的，是那个学问的领域； 在哈佛大学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境界有几点。 第一，我切身感受到，学问的内容本身所讲述的，并不是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事件。 我们感官上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知识的来源。 无论它是粪便还是珍珠，在学术上没有先天的区别。

其次，我感到，在学术工作中，方法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但这种方法也只是常识的普及，并不与我们的常识相矛盾。

它在各种学术上没有基本的区别，只是运用上的不同。

但我最深感兴趣的是，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一些历史现象，“论中国学术发展的现阶段论”才能取得有意义的结果。

在哈佛大学一年后的经历，比克拉克两年的感觉稍有不同。克拉克在两年、每学年的年末，就像玩蛇的花子抛弃了蛇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哈佛大学的一年里，我了解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同时也发现了我要做的论文的主题。

我的兴趣渐渐有点寄托了。

05年暑假，我的同学张欣海老师离开了剑桥。 我得另找房子，找伙伴； 碰巧有个老同学，学物理的叶企孙老师想和我同居。

于是我搬走了，住在神学院老教授太太家的三层楼里。

这里很远，我们要坐电车来来往往，但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到了学校就是一天，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来。

房东教授的夫人是寡妇，她去过中国，所以希望帮助中国学生，让她楼上的房间空出来，让我们住。

她的生活很富裕，有一辆车，有两个佣人。

我在这个家里住了两年，到回国的时候才离开。

但是叶老师只住了一年； 第二年和我同居的是李熙谋老师。

这两年，我把它花在了论文资料的收集和论文的撰写上。

这篇论文在哈佛大学的印刷厂写成了《中国民族的形成》这本书。

但是，当我写它的时候，这本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我的心里。 我写这篇论文的过程，真的具有一些实验性质，所以我想利用新学到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测量剑桥和波士顿一带的中国同学和中国华侨们。 如果可能的话，也请收集其他地方的资料。

当时，这种涉及中国一部分的人体测量材料很少见。

他的包博物馆有很好的图书馆，馆里有分类卡，分散在科学杂志上，人类学相关的资料被分类登记。 所以，在寻找参考资料的时候，我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查阅了到那时为止在世界上发表的所有衡量中国人体质的资料。

基于这些资料，加上我自己测量的资料，我写了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

在当时，这看起来像是创作，但现在也不值得衡量。

因为我也没有一共数过一百一十一人。 以那一百一十一人的测量，讨论被称为四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个大问题。

但是，在我写完本章的论文后，我的指导老师和虎藤老师夸奖了我，说：“你做得很好。 这是新的贡献。

“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有诚意的。 因为这些材料是新的。他们也有想鼓励中国人做这样的事情的意思。

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光靠这篇短文是交不了的。 接下来怎么办？ 即使是我的指导老师也很难想出好主意。

那时，我心里有一个想法，但我有点胆小，怕他们在戏弄我，我没能说清楚。

我想的是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和夷狄的说法，分析中国的历史材料。

传统上区分中国和夷狄，完全是以文化为标准的。 按照中国的古话，达到一定文化水平，学习了中国“礼义”的人是中国人。 如果中国人放弃了“礼义”，他就会变成夷狄。 在我读过的民族学文献中，像萨摩纳( sumner )派一样，人们曾认为其他民族存在着类似的意识。 萨莫纳把这种意识称为“我们小组We-group和你们小组You-group”的意识。

如何用这个观念分析中国的历史资料？ 这是我第一个问自己的问题。

当时的哈佛大学对中国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不仅哈佛燕京社远东系，在政治、哲学系等其他各系中，对中国和远东也鲜有提及。

但是，在维顿纳图书馆的地底，藏着很多中国书。

有一次我突然想到大图书馆内有中国各省的地方志书，每本杂志都有关于城墙建筑的记录。

在我心中一动不动，我觉得“城墙”是礼貌的中国文化的表现。 这当然是有现代人类学眼光的人提出的问题。

我问了自己好几次，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去调查了那里到底有多少本书。 结果我失败了。 因为哈佛大学收藏的这些杂志非常不完整。

但是很快就找到了外交部打印的《图书集成》。 这本中国百科全书有转载包括废弃物在内的全国各地城墙建筑物的记录。

我好像找到金矿了！ 我感到有主题。

06于是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逐条调查，调查了各省、各县、各乡的城墙时代。

调查完这些资料后，问题来了。

你怎么处理这些材料使其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说明在中国境内建造的城墙是“我们”中国的代表团体，也就是英语we-group的城墙。 第二，这些城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代表着这种文化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把城墙的建筑时代分为几个时期，并注明每一期所在的区域内，有几座新建的城堡，有几座废弃的城堡。

这包括很多细节。划分的界限、地理名词的变迁、所在地的确定、地方志书的错误、时代的考订等，可以逐条列举出很多小文章。

但是，我的目的是说明总的趋势，所以解决方案也只能从大的方面考虑。

这些资料构成了我论文的第二章，英文名为“evolutionofthewe-group”( 《我群的演变》 )。

我写了第二章，给狄克生教授看后，他很赞赏。

他认为我在分析材料方面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果，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他几乎完全接受了我的说法。

但是我的这篇论文还不能提交啊。 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想法； 你说了“我的群落”，关于“你的群落”怎么解释？ 中国书籍中可见的材料很多，但大部分不能使用。 因为这些材料中使用的名词总是不统一的。 地理分布和出现的时代大多也有问题。

所以我想了很久，必须先从几个传教士的著作开始。 因为至少他们在这些方面要清楚。

从少数民族目前在中国的分布，向过去探索他们的沿革，我第一次感到许多历史问题，在现代社会问题上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但是在我的论文中，我只有在讨论“你的小组”时才使用这个方法； 实际目的只是让你的小组的进化和我的小组的进化一致。

在这篇所有的论文完成之前，我想继续意识到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中国民族的迁徙问题。

我的这个爱好，当然是从写这篇论文开始的。

小时候熟读过江统的《徙戎论》，只当古文看。没想到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这《徙戎论》给我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民族迁徙的重要资料。

从城墙建筑和人口增减的各种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最简明的推论构成了汉族在历史时期两次南移，中国汉族以后民族和文化变迁的两个最值得注意的事实。 第一次是永嘉时代的大迁徙，第二次是靖康时代的大迁徙。

由此，我认为中国民族的形成和移动，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现实的两件事，而且是至今仍活跃的事实。

虽说我的论文毕竟结束了，但我从此获得了比较持续的研究兴趣。

这个兴趣的培养，除了从写论文的经验中获得的一些丰富的光和热； 大部分是在哈佛大学的三年间，通过与人和环境的接触，无形的启发培养出来的。

在这里，应该稍微描绘一下我的生活方面，作为这个小说的基础。

07我在哈佛大学三年了。 可以说身体健康有完整的记录。

根据大学的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必须向学校支付5元的医疗费。 如有生病或必须住院治疗的严重疾病，可在校医院免费治疗，无需支付餐费即可住院两周。

我和其他学生一样，每年缴费5元。

但是，虽然住了3年，但一次也没去过医院。 我最好的印度同学几乎每年都在医院住至少两周。所以我经常和他开玩笑说：“我每年都得为你开医疗费。

“现在回想起来。 我在剑桥的三年里，和我一样的朋友，大多数人都病过，但我一次也没病过。 我觉得很奇怪，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生活比较简单和有规律。 每天除了普通的三餐以外不吃零食。

但是，我的吸烟习惯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件事说来，也值得做广告心理学的记录。

民国七年，我们的学生们从中国坐船去美国，到达旧金山的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大招牌。 那里画着温柔的白胡老人像，脸上覆盖着雪茄烟。 手里拿着燃烧着的大雪茄烟，旁边写着“Blakestone？ ”的文字。 字后面有问号。

Blakestone是这个烟的商标，旁边写着“Sure！ ”是这位老人嘴里吐出的字。

这个广告图案印在我心里好几年了，在美国第四年的时候就派上了用场。

1922年夏天，我写了论文； 每天晚上我都去饭馆吃饭。走到付款的地方，账上总是放着出售的香烟和雪茄。

其中一盒香烟的商标正是“Blakestone！ ”有一天，我意识到这一点，心一动，把我心中存在的图像和线连接起来； 我可以试试这支雪茄烟吗？ 所以我花了1美分买了一瓶。 一开始抽了三天一根烟。 然后我渐渐习惯了，每天都能抽一根。 然后很快就学会了烟卷。

当时大学生抽烟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抽烟了，我成为大学生的资格变得格外充实。

思路似乎比以前快了，写文章也更起劲了。

我写了那篇论文。 一开始我还没有抽烟，是在善于抽烟战斗的大学生的派遣下完成的。

08我对运动没有任何特长，但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个好处。 就是每天走很多时候。

我认为步行是最好的运动。

1922年暑假，学校里的中国同学和我熟悉的外国朋友，几乎都离开了剑桥，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写论文。

每天下午，我总是去附近的查尔斯河，划一个小时的船。

这不是普通的船，特别是为了比赛而制造的又窄又长的船，驾驶它需要相当的技术； 但是，会议结束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轻快地划到很远的地方。

曾经有很多人划船，但有一次，我正好回去划船。 在转弯的时候，一个新学生不知道规则，走错了路撞到了我的船上，把他的船弄坏了。

我们俩一起回到船坞，向管理船的人报告事故的经过。

船主听了，指着那个新来的学生对我说。 “错误出在他身上。 但是，他刚来，不知道规则。 请你们俩各赔偿一半。

我没错还要求赔偿，心里自然不高兴，和他争吵：“我没错，为什么要我也赔一半呢？” 船主还帮了那个新学生的忙，总是说：“他是新来的人吗！ ”。 这个诉讼一直落在学校当局身上，我认为他们不能欺负外国学生。

毕竟，这场诉讼最终让我赢了。

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划船了。

这件事的发生，让我不由得意识到。

在剑桥一带和哈佛大学，表面上总是保持最高学府的尊严，维护法律和法律。

但在办一些小事的时候，仍然有歧视外国人的偏见，而被歧视的人只要能据理申辩，他们是尊重法律的。

我很注意这种小事，所以我想我会和美国人交往。 如果我的理由站得住脚，我会直接和他们讨论到底。如果我的理由不充分，我会尽最大努力接受法律的审判。

09来美国的外国人和美国人自己都曾以为剑桥这个地方是美国文化的中心，现在这个地方的人自己也有了这种感觉。 我认为不仅在学术上，在宗教、政治和道义上，他们都是全国的领袖。

美国独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说法，哈佛大学的确是产生这些领袖的最高学府。

所以除了他们的学术标准远在其他大学水准线上以外，就是在法律与道德的观念方面，他们也是自命不凡的。

然而他们的宗教与道德标准，说来说去还是不能超过英国带来的那一套传统，也许还挟带一点儿大陆的气息；只是这大陆的气息并不浓厚。

美国东北几州统名为新英格兰。

当时我还不曾到过英国，所以无法把新英格兰与旧英国作任何比较。

在哈佛大学里所传播的宗教、文学、艺术及科学，很显然地都受了英国传统的影响，这传统里的精华也因为移植到美国来而更发展。

不过总说起来，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哈佛大学里的英国传统已经改变了许多，所教的课程也随潮流变更了许多。

譬如拉丁文已不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必修的课程，神学也渐渐衰微，这都是很显然的事实。

在自由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上也发生好多挫折，这个挫折可以说都是由种族问题所带来的。

在哈佛大学当一个外国学生，固然很少直接接触到这些大问题，而且种族问题在表面上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实际问题发生；不过在学校里，偶尔也发生若干令人关怀的事件。

例如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宿舍里，黑人是不是可以住进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一般说来，我们中国学生在大学里所受的待遇，要看各个人自己的行为而有差别，因为每个人的行动，往往因志趣不同而有别：每个人除了读书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各种活动所接触的方面又各不相同。

中国人以及许多东方人，在美国做学生，或者长期的居住，若是与美国人接触的话，是很快地就可以发现他们不能超越一种范围。

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在戏院里和一般娱乐场中看出来；若是到美国南部去旅行，这种范围则更为清楚。

这类事情是每一个亚洲来的外国学生都会感觉到的，不过各人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感觉很快很尖锐很深，有的人是可以马马虎虎过去的。

感觉深的人，这类事情便会影响到他的人生观，马马虎虎的人则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过日子。

学人类学的人对种族问题是有一个比较多一点及深一点的了解，并且所了解的方面不限于现实的一方面，又要涉及很远的过去及未来。

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的问题所持的见解是这样的。

从现实的一面说，世界上都承认中国这一现象，她的将来是好？是坏？人人都关心；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关心得更亲切一点儿，因为我们要想知道她的将来命运，于是就设法从了解她的过去入手，所以这一点也是使我决心从事这一研究的理由。

10我与外国同学的接触，除了切磋功课的朋友外，完全在社交上得到的朋友是不多的。

有几次一些犹太学生想跟我谈谈，结果我们也很谈得来；犹太学生的聪明是有名的，他们学语言、音乐，以至于人类学，比别的美国学生都来得快些。

当时出名的美国学者很多是犹太人。

一般人对犹太人的印象，都认为他们喜欢占别人的小便宜；但是我的经验并不完全证实这一点，无论是在我学生时代接触的犹太同学，或者是后来认识的犹太朋友，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这类的习惯，大概这一类的事情，也总是物以类聚吧！我在哈佛大学的中国朋友中，确包括不少当代名人，但始终没离开学术岗位的却也没有多少。

最使我怀念不忘的，是去世最早的一位姓杨的朋友。

他是湖南人，他在哈佛读了十年，回国后在长沙服务；因为带着病，在圣诞节的时候，为别人服务，自己却丧了生。

他是一位对现代医学最有研究兴趣的人。

此外比我辈分高的人当然很多，这些不必由我在这儿开单子了。

我所接触的美国教授，除了本系的几位老师，及心理学系的麦独孤教授以外，有一位教法国文学的白璧德（Babbitt）教授，在我心中留下了若干不可忘的印象。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也不曾在社交场中和他接触过；只是因为中国同学的介绍，在图书馆跟他见过几次面。

他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尤其是“卢梭学说”出名的；当时几位学文学的中国学生，如梅光迪、张欣海、楼光来，以及吴宓诸位老师，都在他的门下。

他跟别的教授一样，每天总背着一绿绒书包的书，从家里到图书馆，由图书馆上课堂。

他很注意孔子的学说，尤其是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为仁”这段话。

他研究卢梭学说很彻底，所以也反对卢梭学说最厉害。

他反对浪漫主义，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为害人群的一种运动，这自然是为当时的艺术家及好些文学家所不喜欢的。

有一次我在威顿纳图书馆楼梯上碰见了他，那时他已认识我，并且听说我在学人类学，他很是奇怪，他向我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这类东西？”当时我不大了解他的问题意义，没直接答复他，只扯到别的事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他。

以后我从别的同学口中，听到他认为人类学这门学问也是浪漫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不赞成。

不过我抱歉，我始终没能跟他畅谈过一次。

他虽反对卢梭学说，他所教的几位中国学生，也都很知道他的态度；不过事实的发展，据我所知道的，一个最佩服他的中国学生，后来的生活却是很浪漫的。

但是白璧德教授，在我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深切的痕迹。